第八十九章 少年,去东京战斗吧!
一九零二年,梁启超创办了《新民学报》,陆续发表了不少鼓吹保皇改良的言论。这位国学大师的文章有一种迷人的魔力,对于没有多少国学根基的革命党来说,想在论战中压倒梁启超,是件很困难的事情。
而且“保皇党”的言论蛊惑性极大,对当时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构成一种切切实实的威胁。保皇党鼓吹“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”,使很多兴中会会员转向了保皇党。许多人还出巨资,赞助出版保皇党的机关报《新中国报》,这张报纸大肆鼓吹保皇,攻击反清革命。
凭心而论,梁启超以他渊博的学识,严谨的学风,天才的文笔,感动和教育了无数中国青年,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了革命的主力军。
而且梁启超认为没有民众的觉悟,只靠一两个英雄人物,靠暗杀和暴动,很难有什么好结果,这也是很正确的道理。另外,他对革命党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是不赞成的,从后世的眼光来看,梁启超无疑站得更高,看得更远,但他并没有赢得多少喝采,反而被很多人当成了革命的阻力。
“康梁这两个孔老腐尸的忠实弟子,先是拿着什么狗屁衣带诏,招摇撞骗。现康狗远走欧美,却还有梁启超在摇旗呐喊,极力夸大轻言革命的危险,确实应该猛烈地反击,夺取思想上的领导权。”邹容果然有些耐不住性子,忿忿地说道:“改良改良,实在是革命的最大阻碍,非以论战取得胜利,不能使革命继续发展。”
“梁启超的学识渊博,言论的蛊惑性极强,想在论战中取得胜利,邹容老弟想得过于简单了。而且”陈文强有意停顿了一下,继续说道:“革命党连个喉舌都没有,又怎么鼓与呼?”
“梁启超确实比康有为更厉害,但革命不能退缩,我要以实际行动对其进行猛烈反击。”邹容有些期盼地望着陈文强,说道:“雷诺兄,你会出资相助吗?”
“你看,这不就又归结到钱的问题上了?”陈文强呵呵一笑,笃定地说道:“我准备先出资一万元,在东京创办报纸。如果你愿意,就由你任主编,你可以随意挥洒,与保皇党死战到底。”
去吧,少年,去东京骂战吧,我很看好你哦!陈文强很是期待地望着邹容。
邹容很有些动容,既是为陈文强的慷慨,又为自己能尽舒心中所想、纵情挥斥而激动。
“好,我去东京。”邹容终于下了决心,又迟疑着说道:“若是枚和兄能同去,就更好了。”
“咱们先去东京搭好架子,然后再请他们去呐喊助威。”陈文强没有一口答应,而是模棱两可地说道:“放心好了,这边我会安排的。”
连哄带骗说服了邹空,陈文强算是松了口气。他要去日本东京,还真是不放心把邹容留在上海。现在苏报的言论越来越激烈了,很可能遭到当道者的打击。而他不在上海,谁能管住邹容这个热血一上头便奋不顾身的家伙。
当然,对于邹容,以及与他类似的革命者,陈文强却没有轻视之心。虽然他们他们或许幼稚,或许冲动,或许目光不够深远,但这都不是嘲笑轻视他们理由,他们之乐于舍生赴义,是因为“祖国存亡在此一举”,是“为天下人谋永福”。
对于他们来说,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,而是不惜为之捐躯献身的崇高的精神力量。为了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,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,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,他们置生死安危于不顾,摈功名利禄于度外,抛头颅,洒热血,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革命情操,值得钦佩尊重,是中华民族永久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。
在很多时候,陈文强感受着邹容等人如火的激情,心中未尝不激动,甚至鄙视过自己的过于冷静。但转而一想,在这个大时代中卷入革命潮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,自己做不了一个宣传鼓动家,那埋头苦干,为革命者提供财力物力,似乎更适合自己。
不管是自我安慰,还是乱找借口,陈文强还是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,积累着实力,并适当地为革命添砖加瓦。
为了防备夜长梦多,陈文强极其迅速地派人护送邹容登上了东去日本的轮船,顺便也带去作好编号的新药样品。而他还要在上海呆上些时间,做更长远发展的布置。
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、天津后,在京、津地面划分界址,设置“捕房”,派遣外籍巡捕站岗巡逻。辛丑条约签订后,八国联军分期撤兵,清政府为维持当地的秩序,也组织了类似“捕房”的机构,派出巡警守街巡逻,为旧中国最先创立的警察。
到了1903年,清政府下令施行“新政”,命令各省一律举办警察。上海由于历史原因,此时虽尚未形成完整的警察机构与系统,但已经在辖区下设捕房,通称“中国捕房”。现在朝廷旨意一下,上海道立刻开始加速筹办警察,在求志书院(今乔家路北)设警察学堂,将巡防保甲局改为警察总巡局,开办城内南、西两局,并公开招训警察。
趁此机会,陈文强开始进行运作,一是挑选帮中兄弟前往应聘,二是拿出数万元用于上下打点,谋求警察局中更高级别的官职。
无间道吗,说是也是,黑白两道的势力都要有,才能纵横上海滩。不光是华界警察,租界招巡捕,陈文强也要挑选可靠兄弟应聘加入。有帮派力量的暗中扶持帮助,再加上金钱贿赂,由帮中兄弟担任的警察和巡捕逐渐升职,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是值得期待的。
暗的有帮派,明的有官差,互补协助之下,龙兴堂的势力扩张将会更加顺遂。而买官这一途径,则通过此事开始被陈文强所重视,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思路。
说到捐官,在当时不仅是穷疯了的清政府赚快钱的“好办法”,还是一些富人抬高身价、减少官府压榨的一个法门。象朱葆三、虞洽卿、叶澄衷、祝兰舫等巨商,都是捐有官职的,最高的甚至是道台,称之为“红顶商人”亦不过分。
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,特别是上海,广泛结交各界人士,才能够在各种情况下左右逢源、化险为夷。作为缺乏武力保障的商人集团,尤其如此。所以,他们通常谁也不得罪,谁都结交,在清朝官府、外国领事、帮派势力,乃至革命党人中都有朋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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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“保皇党”的言论蛊惑性极大,对当时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构成一种切切实实的威胁。保皇党鼓吹“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”,使很多兴中会会员转向了保皇党。许多人还出巨资,赞助出版保皇党的机关报《新中国报》,这张报纸大肆鼓吹保皇,攻击反清革命。
凭心而论,梁启超以他渊博的学识,严谨的学风,天才的文笔,感动和教育了无数中国青年,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了革命的主力军。
而且梁启超认为没有民众的觉悟,只靠一两个英雄人物,靠暗杀和暴动,很难有什么好结果,这也是很正确的道理。另外,他对革命党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是不赞成的,从后世的眼光来看,梁启超无疑站得更高,看得更远,但他并没有赢得多少喝采,反而被很多人当成了革命的阻力。
“康梁这两个孔老腐尸的忠实弟子,先是拿着什么狗屁衣带诏,招摇撞骗。现康狗远走欧美,却还有梁启超在摇旗呐喊,极力夸大轻言革命的危险,确实应该猛烈地反击,夺取思想上的领导权。”邹容果然有些耐不住性子,忿忿地说道:“改良改良,实在是革命的最大阻碍,非以论战取得胜利,不能使革命继续发展。”
“梁启超的学识渊博,言论的蛊惑性极强,想在论战中取得胜利,邹容老弟想得过于简单了。而且”陈文强有意停顿了一下,继续说道:“革命党连个喉舌都没有,又怎么鼓与呼?”
“梁启超确实比康有为更厉害,但革命不能退缩,我要以实际行动对其进行猛烈反击。”邹容有些期盼地望着陈文强,说道:“雷诺兄,你会出资相助吗?”
“你看,这不就又归结到钱的问题上了?”陈文强呵呵一笑,笃定地说道:“我准备先出资一万元,在东京创办报纸。如果你愿意,就由你任主编,你可以随意挥洒,与保皇党死战到底。”
去吧,少年,去东京骂战吧,我很看好你哦!陈文强很是期待地望着邹容。
邹容很有些动容,既是为陈文强的慷慨,又为自己能尽舒心中所想、纵情挥斥而激动。
“好,我去东京。”邹容终于下了决心,又迟疑着说道:“若是枚和兄能同去,就更好了。”
“咱们先去东京搭好架子,然后再请他们去呐喊助威。”陈文强没有一口答应,而是模棱两可地说道:“放心好了,这边我会安排的。”
连哄带骗说服了邹空,陈文强算是松了口气。他要去日本东京,还真是不放心把邹容留在上海。现在苏报的言论越来越激烈了,很可能遭到当道者的打击。而他不在上海,谁能管住邹容这个热血一上头便奋不顾身的家伙。
当然,对于邹容,以及与他类似的革命者,陈文强却没有轻视之心。虽然他们他们或许幼稚,或许冲动,或许目光不够深远,但这都不是嘲笑轻视他们理由,他们之乐于舍生赴义,是因为“祖国存亡在此一举”,是“为天下人谋永福”。
对于他们来说,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,而是不惜为之捐躯献身的崇高的精神力量。为了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,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,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,他们置生死安危于不顾,摈功名利禄于度外,抛头颅,洒热血,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革命情操,值得钦佩尊重,是中华民族永久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。
在很多时候,陈文强感受着邹容等人如火的激情,心中未尝不激动,甚至鄙视过自己的过于冷静。但转而一想,在这个大时代中卷入革命潮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,自己做不了一个宣传鼓动家,那埋头苦干,为革命者提供财力物力,似乎更适合自己。
不管是自我安慰,还是乱找借口,陈文强还是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,积累着实力,并适当地为革命添砖加瓦。
为了防备夜长梦多,陈文强极其迅速地派人护送邹容登上了东去日本的轮船,顺便也带去作好编号的新药样品。而他还要在上海呆上些时间,做更长远发展的布置。
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、天津后,在京、津地面划分界址,设置“捕房”,派遣外籍巡捕站岗巡逻。辛丑条约签订后,八国联军分期撤兵,清政府为维持当地的秩序,也组织了类似“捕房”的机构,派出巡警守街巡逻,为旧中国最先创立的警察。
到了1903年,清政府下令施行“新政”,命令各省一律举办警察。上海由于历史原因,此时虽尚未形成完整的警察机构与系统,但已经在辖区下设捕房,通称“中国捕房”。现在朝廷旨意一下,上海道立刻开始加速筹办警察,在求志书院(今乔家路北)设警察学堂,将巡防保甲局改为警察总巡局,开办城内南、西两局,并公开招训警察。
趁此机会,陈文强开始进行运作,一是挑选帮中兄弟前往应聘,二是拿出数万元用于上下打点,谋求警察局中更高级别的官职。
无间道吗,说是也是,黑白两道的势力都要有,才能纵横上海滩。不光是华界警察,租界招巡捕,陈文强也要挑选可靠兄弟应聘加入。有帮派力量的暗中扶持帮助,再加上金钱贿赂,由帮中兄弟担任的警察和巡捕逐渐升职,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是值得期待的。
暗的有帮派,明的有官差,互补协助之下,龙兴堂的势力扩张将会更加顺遂。而买官这一途径,则通过此事开始被陈文强所重视,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思路。
说到捐官,在当时不仅是穷疯了的清政府赚快钱的“好办法”,还是一些富人抬高身价、减少官府压榨的一个法门。象朱葆三、虞洽卿、叶澄衷、祝兰舫等巨商,都是捐有官职的,最高的甚至是道台,称之为“红顶商人”亦不过分。
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,特别是上海,广泛结交各界人士,才能够在各种情况下左右逢源、化险为夷。作为缺乏武力保障的商人集团,尤其如此。所以,他们通常谁也不得罪,谁都结交,在清朝官府、外国领事、帮派势力,乃至革命党人中都有朋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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