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九十七章 猛烈展开,北上会袁
陈文强在打理着自己的产业,改进的改进,扩张的扩张,新建的新建,既是为自己增加着财富,也为革命积累着资金。同时,也使这个国家薄弱的工业基础能够坚实一些。
对于革命军的奋战,陈文强只能是从财政上予以尽量的支持,具体的行动他不过多插手。毕竟,他更擅长的还是在工商领域,还是在交结各方人物,为将来的革命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。
而革命军的批亢捣虚显然是出乎清军意料的,他们没有想到革命军会置压在当头的大军不顾,转而向东西两个方向流窜。是的,在清军看来,这就是流窜。只不过,这流窜来得突然,来得猛烈。
普洱、临沧相继被合流的革命军攻破,总兵力达到三千多、且装备精良的滇西革命军已经具备了纵横攻掠的实力,被大量抽调的地方清军根本抵挡不住这迅猛的攻势。
而元江以南,向来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,政府的控制力并不强。而土司的实力在历史上的改土归流过程中,又大受打击。这使得革命军掌控地方政权变得相对容易,只要军纪严明,不扰民、害民,甚至没有了苛捐杂税的盘剥,便少有地方武装会与革命军为敌。
甩开了清军主力后的两路革命军,在东西两面展开了迅猛攻掠。在滇西,革命军势如破竹,地方清军非降即逃,占永德,克龙陵,兵锋直指滇西南重镇永昌(现保山);在桂西,陆荣廷率人马在左右江地区亦是摧枯拉朽,光复数县,歼敌上千。
而就在这又一次国内震动的时候,陈文强已经由广州出发,前往上海。武汉、上海、琼州这三大地区,正是陈文强的产业之基。而上海,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。则是陈文强布局江浙的重要棋子。
西南、东南,再加上武汉的腹心地位,这就是陈文强设想的革命方略。而要直捣腹心,粤汉铁路便是关键。这也是他几乎倾尽全力的原因所在。
只要铁路修成,从琼州出动人马便可攻袭广州,然后乘车北上。再加上西南、东南的呼应行动,在长江以南掀起革命,并吹响埋葬清王朝的号角。还是比较有把握的。
而在回上海之前,陈文强还要先到天津。诚挚的邀请已经由人送达了。而对袁世凯,袁老四,袁大头,对这位历史上的“窃国大盗”,陈文强的感情是复杂的。
德国著名的《历史学报》提到当时大清王朝的四个人,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,一是袁世凯,另一个则是端方。
不可否认,老外的眼光很独到。而袁世凯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,也确实与他的能力有关,绝不是投机取巧。一个没有功名的家伙,靠着事功扶摇直上,你能说他全靠钻营和运气?
而现在,袁世凯虽未失意,但却不如意。
清廷于一九零六年十一月正式发布新官制上谕。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袁世凯、奕劻等人所希望的责任内阁制(因为在责任内阁制度下,皇权要受制于内阁,万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绪有了出头之日,届时也不能把出卖化皇帝和维新派的袁世凯怎么样。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留后路),而是继续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,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。
这一次,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旧派。奕劻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,特别是袁世凯,他最希望的陆军部居然落空,心里别提多难受了。
而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来看,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,在十三个部院的长官中。满汉在人数上看似平分秋色,但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,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。
由此也可以看出,预备立宪后,满族亲贵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,反有愈演愈烈之势,这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,而后来慈禧太后死后,摄政王载沣后来组织的“皇族内阁”更是把这种情况推到极致。
官制改革的硝烟虽然散去,但奕劻、袁世凯与瞿鸿禨、岑春煊等人的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,双方已是势不两立,都想去对方而后快。
两派的分歧其实并不是立宪与否的问题,而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,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。
缓行立宪的一派认为,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,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,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,各种资源(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)的相对充沛,国民的教育程度,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。
这种观点姑且称为“条件论”,他们由此认为,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,不但事与愿违,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。更有甚者,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,认为大清的国情和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别,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,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,反导致“执政者无权”,那些别有用心的“神奸巨蠹”倒“栖息其间,日引月长,为祸不小”。
而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,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。因此,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。而且,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,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,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。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“危机论”。
尽管两派都各有道理,但在清末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,“危机论”显然更有市场,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。
从陈文强的角度来看,他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,不可能回头。所以,即便“危机论”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,即便“条件论”更具有理性,对他来说,也全都不重要了。
但这并不妨碍陈文强从中取利,他的揣摩,他的探悉,他的左右逢源。将是他值得信赖的武器。而且,不管是什么派,日后都有成为革命的同盟军的可能,推翻满清。也少不了他们的力量。
革命军与北洋军难免有一战,并不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、分出胜负,但北洋军要显示出力量,革命军也要展现强军的风采,重要的是敢战的精神。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在谈判桌上。军事永远要为政治服务。
是的,没错,陈文强并没有抱着革命成功等同于武力统一的念头。除非北洋军倒戈,而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而从当时的中力来看,北洋军与革命军打得两败俱伤,打得持续不断,伤害得不仅是国家的元气,更会招致列强的干涉,比如日本,那是肯定会趁火打劫的。
最后将是一个谈判达成的妥协。才能尽量地保全国家的武力,包括北洋军在内。特别是中国的北方,没有了北洋系的军队,最直接受害的便会是东北。而革命军的实力被消耗太多,也无法稳固占领和控制某些省份,也就无法实现革命者心中的国家建设的理想。
一场大战,一场谈判,一场妥协,然后是一段相对平和的发展时期。至于统一嘛,除了武力。恐怕还有别的办法吧?
所以,陈文强才要去见一见袁老四这个中外皆知的大人物,希望能从他的思维中寻找到可资利用的东西。不一定非要现在发挥作用,可作为一个长远的准备。也是很好的。
“袁大人对陈先生是慕名已久,今番能在天津相见,终于是圆了心愿,必然心中大慰啊!”张一鏖作为袁世凯的亲信幕僚,此次携信邀请陈文强成功赴津,差事可谓办得圆满。心情也很畅快,对陈文强更是唯恐有触犯之处。
“袁大人抬举,张兄客气了。”陈文强淡淡地一笑,说道:“兄弟官卑职微,实是当不得如此谬赞。”停顿了一下,他盯着张一鏖缓缓说道:“恐怕袁大人邀兄弟会面详谈,并不只是有关北洋机器制造局,以及修筑津镇铁路之事吧?”
津镇铁路,也就是后来改名的津浦(天津至南京浦口)铁路。一九零二年,清政府改派袁世凯督办津镇铁路,袁世凯又委派唐绍仪、张翼等人与英国中英公司及德国德华银行代表进行谈判。
但清政府与英、德关于津镇铁路借款的谈判遭到直隶、山东,江苏三省京官、地方绅商及留日学生的反对,认为“津镇一路,北接畿甸,南贯江淮,扼江海之咽喉,握三省之命脉”,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十分重要,要求将津镇铁路收回自办,事情由此搁置。
一九零七年年初,清廷又加派张之洞会同办理津镇铁路。张、袁几经协商,认为废约自办困难很大,借款自办虽切实可行,但合同必须不甚苛刻,方可为国人所接受。
而陈文强在粤汉铁路修筑中的筹资募款显然是可以借鉴学习的,工程进度也令人惊讶赞叹。但陈文强却知道,袁世凯邀其见面,并不是修铁路这件事情,至少不是主要的。北洋机器制造局呢,专为北洋军制造枪炮子弹,与湖北枪炮厂似乎也不是什么竞争关系。
张一鏖想了想,委婉地说道:“当然还有别的要事,只是制造局和铁路,哪敢劳动陈先生大驾呢!”
“言不由衷。”陈文强伸出手指轻轻点了点,叹息道:“政争我是不管的,京官我也不会干,至于英国人,我对他们印象不好,能不用就不用。”
张一鏖略有些惊讶,但城府也深,瞬间便恢复正常,岔开了话题,象是闲聊般地询问道:“最近乱党在滇桂两省闹得很凶,湖北新军虽然赴援,却上奏朝廷言说装备不强、力有未逮,请调北洋新军南下剿乱……”
陈文强噗卟笑出声来,打断了张一鏖的讲述,看着张一鏖投过来的疑惑目光,他赶忙表示抱歉,然后解释道:“北兵南战,实是可笑。气候水土、环境地形皆不适应,连我这军事外行也知道这不是好办法。”
“袁大人也是此意。”张一鏖赞同道:“南方潮湿多雨,又有瘴疠难防,北兵赴南,水土不服,未战而先病弱,史上是有记载的。”
“我却不知这史上记载。”陈文强装傻充愣地摇了摇头,转而说道:“只是迁民至琼州垦殖,亲眼所见水土不服及瘴疠之疫病。这还是淮北、上海等地的灾民穷人,若再往北的地方,估计更难适应了。”
“原来是陈先生亲眼目睹。”张一鏖信以为真,想了想,说道:“那可有防治之法?”
“倒是有一些,但要适应却颇耗时间,不可能立竿见影。”陈文强沉吟着说道:“比如在山林中行走,如何防范蚊蝇毒虫,如何辨识瘴树毒气……”
其实,陈文强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,在东南地区,除了最主要的疫病疟疾外,还有很多致命的因素,具备山地丛林的生存常识是很必要的。比如在南方湿热的丛林地区,树林内常有甲烷等可燃性气体聚集;地面落叶腐烂,湿度大并且孽生大量的病毒、细菌以及山蚂蝗和蚊虫。不知如何预防,如何规避,确实很危险。
“瘴江西去火为山,炎徼南穷鬼作关。从此更投人境外,生涯应在有无间。”张一鏖倒吸着冷气连连发出慨叹,“古人诚不欺我。”
显然,对于张一鏖来说,陈文强约略的描述便足以使他悚然心惊,视东南滇桂两省为畏途了。
对于陈文强呢,不管能不能达到目的,他都要尽力阻止北洋军南下,为革命军的发展壮大争取时间,尽管他所说的这番话未必会成为清廷或袁世凯作出决策的依据。
当然,陈文强的办法不只是靠他的一张嘴,复兴会所掌握的媒体也会加以反面的宣传和诱导。
………………(未完待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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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革命军的奋战,陈文强只能是从财政上予以尽量的支持,具体的行动他不过多插手。毕竟,他更擅长的还是在工商领域,还是在交结各方人物,为将来的革命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。
而革命军的批亢捣虚显然是出乎清军意料的,他们没有想到革命军会置压在当头的大军不顾,转而向东西两个方向流窜。是的,在清军看来,这就是流窜。只不过,这流窜来得突然,来得猛烈。
普洱、临沧相继被合流的革命军攻破,总兵力达到三千多、且装备精良的滇西革命军已经具备了纵横攻掠的实力,被大量抽调的地方清军根本抵挡不住这迅猛的攻势。
而元江以南,向来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,政府的控制力并不强。而土司的实力在历史上的改土归流过程中,又大受打击。这使得革命军掌控地方政权变得相对容易,只要军纪严明,不扰民、害民,甚至没有了苛捐杂税的盘剥,便少有地方武装会与革命军为敌。
甩开了清军主力后的两路革命军,在东西两面展开了迅猛攻掠。在滇西,革命军势如破竹,地方清军非降即逃,占永德,克龙陵,兵锋直指滇西南重镇永昌(现保山);在桂西,陆荣廷率人马在左右江地区亦是摧枯拉朽,光复数县,歼敌上千。
而就在这又一次国内震动的时候,陈文强已经由广州出发,前往上海。武汉、上海、琼州这三大地区,正是陈文强的产业之基。而上海,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。则是陈文强布局江浙的重要棋子。
西南、东南,再加上武汉的腹心地位,这就是陈文强设想的革命方略。而要直捣腹心,粤汉铁路便是关键。这也是他几乎倾尽全力的原因所在。
只要铁路修成,从琼州出动人马便可攻袭广州,然后乘车北上。再加上西南、东南的呼应行动,在长江以南掀起革命,并吹响埋葬清王朝的号角。还是比较有把握的。
而在回上海之前,陈文强还要先到天津。诚挚的邀请已经由人送达了。而对袁世凯,袁老四,袁大头,对这位历史上的“窃国大盗”,陈文强的感情是复杂的。
德国著名的《历史学报》提到当时大清王朝的四个人,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,一是袁世凯,另一个则是端方。
不可否认,老外的眼光很独到。而袁世凯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,也确实与他的能力有关,绝不是投机取巧。一个没有功名的家伙,靠着事功扶摇直上,你能说他全靠钻营和运气?
而现在,袁世凯虽未失意,但却不如意。
清廷于一九零六年十一月正式发布新官制上谕。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袁世凯、奕劻等人所希望的责任内阁制(因为在责任内阁制度下,皇权要受制于内阁,万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绪有了出头之日,届时也不能把出卖化皇帝和维新派的袁世凯怎么样。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留后路),而是继续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,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。
这一次,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旧派。奕劻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,特别是袁世凯,他最希望的陆军部居然落空,心里别提多难受了。
而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来看,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,在十三个部院的长官中。满汉在人数上看似平分秋色,但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,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。
由此也可以看出,预备立宪后,满族亲贵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,反有愈演愈烈之势,这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,而后来慈禧太后死后,摄政王载沣后来组织的“皇族内阁”更是把这种情况推到极致。
官制改革的硝烟虽然散去,但奕劻、袁世凯与瞿鸿禨、岑春煊等人的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,双方已是势不两立,都想去对方而后快。
两派的分歧其实并不是立宪与否的问题,而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,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。
缓行立宪的一派认为,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,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,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,各种资源(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)的相对充沛,国民的教育程度,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。
这种观点姑且称为“条件论”,他们由此认为,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,不但事与愿违,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。更有甚者,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,认为大清的国情和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别,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,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,反导致“执政者无权”,那些别有用心的“神奸巨蠹”倒“栖息其间,日引月长,为祸不小”。
而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,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。因此,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。而且,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,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,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。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“危机论”。
尽管两派都各有道理,但在清末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,“危机论”显然更有市场,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。
从陈文强的角度来看,他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,不可能回头。所以,即便“危机论”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,即便“条件论”更具有理性,对他来说,也全都不重要了。
但这并不妨碍陈文强从中取利,他的揣摩,他的探悉,他的左右逢源。将是他值得信赖的武器。而且,不管是什么派,日后都有成为革命的同盟军的可能,推翻满清。也少不了他们的力量。
革命军与北洋军难免有一战,并不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、分出胜负,但北洋军要显示出力量,革命军也要展现强军的风采,重要的是敢战的精神。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在谈判桌上。军事永远要为政治服务。
是的,没错,陈文强并没有抱着革命成功等同于武力统一的念头。除非北洋军倒戈,而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而从当时的中力来看,北洋军与革命军打得两败俱伤,打得持续不断,伤害得不仅是国家的元气,更会招致列强的干涉,比如日本,那是肯定会趁火打劫的。
最后将是一个谈判达成的妥协。才能尽量地保全国家的武力,包括北洋军在内。特别是中国的北方,没有了北洋系的军队,最直接受害的便会是东北。而革命军的实力被消耗太多,也无法稳固占领和控制某些省份,也就无法实现革命者心中的国家建设的理想。
一场大战,一场谈判,一场妥协,然后是一段相对平和的发展时期。至于统一嘛,除了武力。恐怕还有别的办法吧?
所以,陈文强才要去见一见袁老四这个中外皆知的大人物,希望能从他的思维中寻找到可资利用的东西。不一定非要现在发挥作用,可作为一个长远的准备。也是很好的。
“袁大人对陈先生是慕名已久,今番能在天津相见,终于是圆了心愿,必然心中大慰啊!”张一鏖作为袁世凯的亲信幕僚,此次携信邀请陈文强成功赴津,差事可谓办得圆满。心情也很畅快,对陈文强更是唯恐有触犯之处。
“袁大人抬举,张兄客气了。”陈文强淡淡地一笑,说道:“兄弟官卑职微,实是当不得如此谬赞。”停顿了一下,他盯着张一鏖缓缓说道:“恐怕袁大人邀兄弟会面详谈,并不只是有关北洋机器制造局,以及修筑津镇铁路之事吧?”
津镇铁路,也就是后来改名的津浦(天津至南京浦口)铁路。一九零二年,清政府改派袁世凯督办津镇铁路,袁世凯又委派唐绍仪、张翼等人与英国中英公司及德国德华银行代表进行谈判。
但清政府与英、德关于津镇铁路借款的谈判遭到直隶、山东,江苏三省京官、地方绅商及留日学生的反对,认为“津镇一路,北接畿甸,南贯江淮,扼江海之咽喉,握三省之命脉”,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十分重要,要求将津镇铁路收回自办,事情由此搁置。
一九零七年年初,清廷又加派张之洞会同办理津镇铁路。张、袁几经协商,认为废约自办困难很大,借款自办虽切实可行,但合同必须不甚苛刻,方可为国人所接受。
而陈文强在粤汉铁路修筑中的筹资募款显然是可以借鉴学习的,工程进度也令人惊讶赞叹。但陈文强却知道,袁世凯邀其见面,并不是修铁路这件事情,至少不是主要的。北洋机器制造局呢,专为北洋军制造枪炮子弹,与湖北枪炮厂似乎也不是什么竞争关系。
张一鏖想了想,委婉地说道:“当然还有别的要事,只是制造局和铁路,哪敢劳动陈先生大驾呢!”
“言不由衷。”陈文强伸出手指轻轻点了点,叹息道:“政争我是不管的,京官我也不会干,至于英国人,我对他们印象不好,能不用就不用。”
张一鏖略有些惊讶,但城府也深,瞬间便恢复正常,岔开了话题,象是闲聊般地询问道:“最近乱党在滇桂两省闹得很凶,湖北新军虽然赴援,却上奏朝廷言说装备不强、力有未逮,请调北洋新军南下剿乱……”
陈文强噗卟笑出声来,打断了张一鏖的讲述,看着张一鏖投过来的疑惑目光,他赶忙表示抱歉,然后解释道:“北兵南战,实是可笑。气候水土、环境地形皆不适应,连我这军事外行也知道这不是好办法。”
“袁大人也是此意。”张一鏖赞同道:“南方潮湿多雨,又有瘴疠难防,北兵赴南,水土不服,未战而先病弱,史上是有记载的。”
“我却不知这史上记载。”陈文强装傻充愣地摇了摇头,转而说道:“只是迁民至琼州垦殖,亲眼所见水土不服及瘴疠之疫病。这还是淮北、上海等地的灾民穷人,若再往北的地方,估计更难适应了。”
“原来是陈先生亲眼目睹。”张一鏖信以为真,想了想,说道:“那可有防治之法?”
“倒是有一些,但要适应却颇耗时间,不可能立竿见影。”陈文强沉吟着说道:“比如在山林中行走,如何防范蚊蝇毒虫,如何辨识瘴树毒气……”
其实,陈文强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,在东南地区,除了最主要的疫病疟疾外,还有很多致命的因素,具备山地丛林的生存常识是很必要的。比如在南方湿热的丛林地区,树林内常有甲烷等可燃性气体聚集;地面落叶腐烂,湿度大并且孽生大量的病毒、细菌以及山蚂蝗和蚊虫。不知如何预防,如何规避,确实很危险。
“瘴江西去火为山,炎徼南穷鬼作关。从此更投人境外,生涯应在有无间。”张一鏖倒吸着冷气连连发出慨叹,“古人诚不欺我。”
显然,对于张一鏖来说,陈文强约略的描述便足以使他悚然心惊,视东南滇桂两省为畏途了。
对于陈文强呢,不管能不能达到目的,他都要尽力阻止北洋军南下,为革命军的发展壮大争取时间,尽管他所说的这番话未必会成为清廷或袁世凯作出决策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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