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八章 同样的迷惘者
同样的月色下,与陶成章怀有同样疑惑、烦闷情绪的还有一群人,便是长沙起义失败后,潜往上海,准备东渡日本的大批华兴会成员。
历史上,华兴会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个地域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,开“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”。这与兴中会首先从国外开始,然后再向国内渗透发展是不同的。
一九零三年(光绪二十九年)五月,黄兴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,从日本回国。先到上海,结识了包括《苏报》主编长沙人章士钊在内的大批新派人士。随后返抵湖南长沙,受聘为明德学堂教员。数月后,他以过生日为名,约集宋教仁、刘揆一、周震鳞、翁巩、秦毓鎏、柳聘农、柳继忠、胡瑛、徐佛苏等,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,建立名为华兴会的反清革命团体,对外伪托兴办矿业,称华兴公司。
凭借着黄兴等人身体力行的努力,以及优秀的组织能力,华兴会迅速建立了相当庞大但不够严密的组织系统,成员绝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或在国内学堂肄业的进步知识分子。黄兴等还争取了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(醴陵县人)的合作,另设联络会党的外围机关同仇会,构成了华兴会的基本队伍。
随着华兴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参加人数的迅速增加,其领导者便开始筹划武装起义,准备择机发难。最后共同商订了长沙起义计划,决定于慈禧太后70寿辰、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时起事。省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,并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;省城外由哥老会分兵五路响应,向长沙进军。
农历八月中秋节,浏阳普迹市的牛马交易会热闹非凡。刘揆一受黄兴的委派在此主持了庄严的授将仪式,正式封马福益为少将,并授予马福益所部长枪二十支、手枪四十支、马四十匹。其时,观者如潮,大家情绪极为振奋,议定只等上海大批军械运到,即提前起义。
但这样大的动静,再有大量会党会聚长沙,起事的风声已为官方所察觉。当局立刻开始了对华兴会的侦缉和搜捕。顿时,长沙城内缇骑四出,一片恐怖。马福益走避湘西,大批华兴会成员则易装潜往上海。
华兴会成立之初,黄兴等人是邀请了章士钊的。但章士钊那时已是复兴会会员,基于保密原则,只能是去信委婉相拒。等到黄兴等人来到上海,章士钊请示了组织,才报出身份,并进行争取工作。
相对于复兴会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规范,华兴会则显出了很出不足之处。比如华兴会的主张主要是“驱逐鞑虏,恢复中华”,却没有细致而明确的政治纲领;其以“同心扑满、当面算清”为口号,扑灭满清之意更浓,却少了之后对于国家道路的思考。
如果从组织的严密性来看,华兴会更是差复兴会更多。虽然现在只是管中窥豹,华兴会众人也看出复兴会在上海的势力很大,对于外人加入更是很审慎。可不象他们,扩充虽速却也败在鱼龙混杂之上。如果不是会党败类通风告密,如果不是起事太过招摇,如果挫败之后的反思是肯定的,特别是在有了对照物复兴会,便更是如此。
“驱除鞑虏,听起来声势很壮,但却把全部满人包括在内,打击面太广。更为严重的是容易使日、俄侵占满蒙寻得借口。既要造反,却又不能不讲民族团结,满州既处日、俄势力之下,蒙古向为俄人范围,西藏也几乎成了英人的囊中物。我们要振兴中华,就不能不将眼光放长远,既要看到眼前,又要兼顾将来。”章士钊耐心地解释道:“如果只为革命,只为痛快,却使国家有分裂之虞,岂不成了千古罪人?”
“行严的思路我明白了一些。”宋教仁补充道:“他的意思是说:打倒满清只是手段,而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,我们最终目的是使中国富强,使中华民族重新崛起。”
“钝初说得不错。”章士钊点了点头,说道:“我们要推翻的是满人贵族的封建统治,准确的定义之后,才能够有明晰的目标。排满杀满固然痛快,且颇得人心,然现时革命已非封建时代的举旗造反,若大肆宣扬,必然深入人心,轻易难改。我等立志推翻清廷政权,本是挽救危亡,若任意杀戮,甚至妇孺不免。此则暴徒行为,不但为国际上所反对,且必定惹起种族仇恨,为列强瓜分之方便。”
“满洲亦为我中华之固土?”黄兴皱起了眉头,这个确实不能怪他,当时很多人都不把关外认定为中华之地,连革命的北辰也不例外,黄兴也是号召“凡属炎黄种子,急宜奋起图存,誓驱鞑虏出关”。
出关,也就是将满人逐出了山海关便是胜利。这种想法非常普遍,根据则是自康熙年间至光绪年间两百多年来,大致维持不变的内地十八个省份的政治制度。界限主要是长城,不包括东北三省及新疆、内外蒙古、青海、西藏等其它地区。
可以说,在日后建立民国的疆域问题上,复兴会在战略眼光和思维上,已经领先于其他革命团体,并且与大多数革命者的认知是大不相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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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,华兴会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个地域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,开“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”。这与兴中会首先从国外开始,然后再向国内渗透发展是不同的。
一九零三年(光绪二十九年)五月,黄兴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,从日本回国。先到上海,结识了包括《苏报》主编长沙人章士钊在内的大批新派人士。随后返抵湖南长沙,受聘为明德学堂教员。数月后,他以过生日为名,约集宋教仁、刘揆一、周震鳞、翁巩、秦毓鎏、柳聘农、柳继忠、胡瑛、徐佛苏等,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,建立名为华兴会的反清革命团体,对外伪托兴办矿业,称华兴公司。
凭借着黄兴等人身体力行的努力,以及优秀的组织能力,华兴会迅速建立了相当庞大但不够严密的组织系统,成员绝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或在国内学堂肄业的进步知识分子。黄兴等还争取了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(醴陵县人)的合作,另设联络会党的外围机关同仇会,构成了华兴会的基本队伍。
随着华兴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参加人数的迅速增加,其领导者便开始筹划武装起义,准备择机发难。最后共同商订了长沙起义计划,决定于慈禧太后70寿辰、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时起事。省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,并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;省城外由哥老会分兵五路响应,向长沙进军。
农历八月中秋节,浏阳普迹市的牛马交易会热闹非凡。刘揆一受黄兴的委派在此主持了庄严的授将仪式,正式封马福益为少将,并授予马福益所部长枪二十支、手枪四十支、马四十匹。其时,观者如潮,大家情绪极为振奋,议定只等上海大批军械运到,即提前起义。
但这样大的动静,再有大量会党会聚长沙,起事的风声已为官方所察觉。当局立刻开始了对华兴会的侦缉和搜捕。顿时,长沙城内缇骑四出,一片恐怖。马福益走避湘西,大批华兴会成员则易装潜往上海。
华兴会成立之初,黄兴等人是邀请了章士钊的。但章士钊那时已是复兴会会员,基于保密原则,只能是去信委婉相拒。等到黄兴等人来到上海,章士钊请示了组织,才报出身份,并进行争取工作。
相对于复兴会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规范,华兴会则显出了很出不足之处。比如华兴会的主张主要是“驱逐鞑虏,恢复中华”,却没有细致而明确的政治纲领;其以“同心扑满、当面算清”为口号,扑灭满清之意更浓,却少了之后对于国家道路的思考。
如果从组织的严密性来看,华兴会更是差复兴会更多。虽然现在只是管中窥豹,华兴会众人也看出复兴会在上海的势力很大,对于外人加入更是很审慎。可不象他们,扩充虽速却也败在鱼龙混杂之上。如果不是会党败类通风告密,如果不是起事太过招摇,如果挫败之后的反思是肯定的,特别是在有了对照物复兴会,便更是如此。
“驱除鞑虏,听起来声势很壮,但却把全部满人包括在内,打击面太广。更为严重的是容易使日、俄侵占满蒙寻得借口。既要造反,却又不能不讲民族团结,满州既处日、俄势力之下,蒙古向为俄人范围,西藏也几乎成了英人的囊中物。我们要振兴中华,就不能不将眼光放长远,既要看到眼前,又要兼顾将来。”章士钊耐心地解释道:“如果只为革命,只为痛快,却使国家有分裂之虞,岂不成了千古罪人?”
“行严的思路我明白了一些。”宋教仁补充道:“他的意思是说:打倒满清只是手段,而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,我们最终目的是使中国富强,使中华民族重新崛起。”
“钝初说得不错。”章士钊点了点头,说道:“我们要推翻的是满人贵族的封建统治,准确的定义之后,才能够有明晰的目标。排满杀满固然痛快,且颇得人心,然现时革命已非封建时代的举旗造反,若大肆宣扬,必然深入人心,轻易难改。我等立志推翻清廷政权,本是挽救危亡,若任意杀戮,甚至妇孺不免。此则暴徒行为,不但为国际上所反对,且必定惹起种族仇恨,为列强瓜分之方便。”
“满洲亦为我中华之固土?”黄兴皱起了眉头,这个确实不能怪他,当时很多人都不把关外认定为中华之地,连革命的北辰也不例外,黄兴也是号召“凡属炎黄种子,急宜奋起图存,誓驱鞑虏出关”。
出关,也就是将满人逐出了山海关便是胜利。这种想法非常普遍,根据则是自康熙年间至光绪年间两百多年来,大致维持不变的内地十八个省份的政治制度。界限主要是长城,不包括东北三省及新疆、内外蒙古、青海、西藏等其它地区。
可以说,在日后建立民国的疆域问题上,复兴会在战略眼光和思维上,已经领先于其他革命团体,并且与大多数革命者的认知是大不相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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