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家“智”的意蕴与价值
“智”作为儒家“五常”之一,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。孔子首先将“智”视为君子必备的品德之一:“君子道者三,我无能焉:仁者不忧,知(智)者不惑,勇者不惧。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《中庸》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,将“仁、智、勇”三者并称为“三达德”。“达”即“大”的意思。此后,孟子又提出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四德,后世学者把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称为“四基德”。至汉代董仲舒提出“夫仁、谊(义)、礼、知(智)、信五常之道”(《汉书·董仲舒傳》)。无论是“三达德”“四基德”还是“五常”的说法,“智”都在其中,这表明“智”在中国传统道德谱系中居于不可或缺的地位,它无疑是儒家乃至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之一。然而,在“五常”中,“智”的意义与价值最难理解,故本文做一浅显的解释,意在为当今的文化传承助力。
一、儒家“智”之意蕴
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曰“知、智义同”,“古智、知通用”。也就是说在古代,“智”和“知”意义基本相同,常常互相假借。“智”或“知”的基本意思是认识、知道、辨别,聪明、智慧,谋略、见识、知识,等等,核心意思是认识、明白,具体包括认识社会、认识自我、明辨是非、厘清善恶等方面。周德丰和李承福两位学者在《仁义礼智——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》一书中提出,中国古代“智”的概念可以用现今流行的“理性”一词加以解读、诠释。如以理性概念诠释,则中国古代哲人的理性可分为“知识理性”与“道德理性”两个方面。古圣先贤对于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视的,不过有的偏重于知识理性,有的偏重于道德理性,有的则兼而有之。但在笔者看来,中国传统的理性从总体上说是“道德理性”,因而中国传统文化才被称为“道德型文化”。儒家文化尤其是这样!也就是说,在儒家思想中,“智”首先被视为一种道德品质、道德规范,其含义主要是指对道德的认识,即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和道德知识的积累。
孔子常以“不惑”解释“智”,《论语》中有两处记载。《论语·子罕》载,子曰:“知者不惑,仁者不忧,勇者不惧。”在这里,“不惑”就是不迷惑、不疑惑。那么,“不惑”于什么?对此,我们当然可以各自为解,不必刻板以求。但联系《论语·为政》中所讲的“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”一语,可知孔子所谓的“不惑”主要是由于“知礼”“知命”,即知书达理懂人事,了悟人生的命运,进而懂得做人的道理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,从而行事能够不迷惑。也如赵馥洁先生在《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》中所言:“‘不惑’指智者明达道义,知己知人,对于是非、善恶、厉害,能分析判断,并处事得宜,不为复杂事物所迷乱。”由此可知,孔子所谓的“智”,主要是道德认知或曰“道德理性”。
在儒家学派中,对“智”做出明确界定的是孟子。孟子认为“智”是人固有的善性之一,它和仁、义、礼共同构成人的善性。孟子曰:“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,“是非之心,智也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。所谓“是非之心”,即对是非的分辨识别意识,“智”就是对是非的辨识、判断。孟子又说:“仁之实,事亲是也;义之实,从兄是也;智之实,知斯二者弗去是也。”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意思是,智的主要内容是懂得仁义的道理而不违背它。由此看来,孟子所谓的“是非”主要指“仁”与“不仁”、“义”与“不义”,而他所谓的“智”就是对“仁”与“不仁”、“义”与“不义”的分辨、辨别和判断。通过分辨,达到守是去非、坚守仁义的目的。这样,孟子的“智”无疑也属于道德认知或曰“道德理性”,不包含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知。毋宁说,孟子首次明确肯定了“智”的道德价值地位。
荀子继承了孔孟的“智”的思想,也主张“是是非非谓之知(智)”(《荀子·修身》)、“知(智)者明于事,达于数”(《荀子·大略》)。但与孔孟不同的是,荀子所谓的“智”不仅仅是道德之知,还包括知识之知,比如他说:“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,知有所合谓之智。”(《荀子·正名》)意思是,人生而具有的认识事物的能力称为知觉,知觉和所认识的事物相符合称为智慧。正因为“智”并非仅指道德而言,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有智。“有圣人之知者,有士君子之知者,有小人之知者,有役夫之知者。”(《荀子·性恶》)但荀子在阐述圣人、士君子、小人、役夫各自智慧的特点时,显然具有明显的道德评判倾向,他说:“多言则文而类,终日议其所以,言之千举万变,其统类一也,是圣人之知也。少言则径而省,论而法,若佚之以绳,是士君子之知也。其言也谄,其行也悖,其举事多悔,是小人之知也。齐给便敏而无类,杂能旁魄而无用,析速粹孰而不急,不恤是非,不论曲直,以期胜人为意,是役夫之知也。”(《荀子·性恶》)实际上,荀子一直认为圣人、大儒的最重要的特征是“知通统类”,即通晓各类事物的基本法则,掌握各种知识的纲领原则。《荀子·儒效》载:“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,……如是,则可谓圣人矣”;“奇物怪变,所未尝闻也,所未尝见也,卒然起一方,则举统类而应之,……是大儒者也”;“志安公,行安修,知通统类,如是则可谓大儒矣”。而圣人、大儒能够“知通统类”,是就道德完美者所拥有的人生智慧而言,而不是从知识技能方面所作出的判断。质言之,荀子把“知通统类”视为理想人格的重要条件。
总而言之,儒家的“智”主要指道德知识而非自然知识,其所知之对象主要是“知命”“知道”“知人”“知世”“知礼”“知仁”“知义”等等,其目的在于形成道德判断。
二、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——“智德”形成的两种途径
如上所述,在儒家思想体系中,“智”主要是一个道德范畴,意即“智”主要是指道德认识、道德智慧、道德修养,故而我们称之为道德之智,简称“智德”。而关于道德的认识,在儒家那里主要有两种基本看法。一是认为道德知识是先验的,即与生俱来的,先天就有的。如孟子所谓的人天生就具有“四端”,将之“扩而充之”,就形成了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四种道德品格。所以,道德属于“不学而能”“不虑而知”的“良能”“良知”,它们本来就在人性之中,人们可以通过道德体验、道德直觉来认识和把握人的道德本性。二是认为道德知识是后天的,人们只有经过不断地学习、教育、训练,才会有道德知识,才会判断、明了、区分是非善恶,并正确待人处事,遵守社会规范,增进自己的德性等等。荀子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,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,认为道德认识不是先天固有的。道德规范、道德原则都是圣人总结治世经验之后制定的。人们之所以有道德,是后天学习和接受社会教化的结果。在他看来,人们的理智对道德判断与选择至关重要。简言之,儒家关于道德认识和道德智慧有两种类别,一种是先天的本性禀赋,一种是后天的学习、教育、实践。郭齐勇先生在《中国儒学之精神》一书中认为:“《中庸》整合了关于道德认识、道德智慧、道德修养的两种类别或途径,又结合价值目标,把道德之‘智’精辟概括为‘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,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’。”在笔者看来,郭齐勇先生的这种概括甚是精当,故本人借鉴这一观点,将道德之“智”的获取途径概括为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两类。
众所周知,对于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二者谁是获取“智”(道德之智)的可靠途径或方法,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争论,这就是著名的“鹅湖之会”。朱熹强调“格物致知”,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,致知就是推致其知,主张多读书,多观察事物,根据经验,加以分析、综合与归纳,然后得出结论。陆九渊兄弟则从“心即理”出发,认为“格物”就是体认本心,主张“发明本心”,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,不必多讀书,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,去此心之蔽,就可以通晓事理,所以尊德性、养心神是最重要的,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功夫。要言之,朱熹强调“道问学”,即道德知识、理论与道德规范的建构与学习;陆九渊等强调“尊德性”,即主体的道德体验和道德直觉。前者“以智识心”,后者“以仁识心”。这场争论虽然陆氏兄弟占了上风,但两派各执一端,各有偏颇!
实际上,在《中庸》中,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是统一的。这种统一也就是“诚”与“明”的统一。《中庸》曰:“自诚明谓之性,自明诚谓之教。诚则明矣,明则诚矣。”即是说,由真诚达到明白一切道理,这是因为出于天性;由明白道理达到真诚,这是因为接受了教育、感化。真诚就是明白道理,明白道理就是真诚。可见,“诚”“明”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,二者不是对立的,而是互补互动的。所以,就道德智慧与道德认识而言,诚如郭齐勇先生所言:既有先天的本性禀赋,又有后天的学习、教育与实践,既有判断是非善恶的当下顿悟、理想直觉,又有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的过程,是一种道德的心理、素养和能力。
三、“智”的价值
(一)知其所止
梁启超在《儒家哲学是什么》一文中说:“儒家哲学范围广博,概括说起来,其用功所在,可以《论语》‘修己安人’一语括之。其学问最高目的,可以《庄子》‘内圣外王’一语括之。做修己的功夫,做到极处,就是内圣;做安人的功夫,做到极处,就是外王。至于条理次第,以《大学》上说得最简明。《大学》所谓‘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’,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;所谓‘齐家治国平天下’,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。”众所周知,《大学》提出的“八条目”中,前四条目即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”属于“内省”,后三条目即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属于外治,而“修身”则是连接“内省”和“外治”两方面的枢纽。正因如此,《大学》明确主张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。而“修身”的重要途径就是“格物致知”,或曰“致知在格物”。郑玄在《礼记正义》中曰:“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。”又曰:“知,如字,徐音智。”即是说,知是对于善恶吉凶的因果关系的认识,这正是人们常说的“智”。
在儒家看来,“格物而后知至”(《大学》),掌握了“知”(智)就能够“知止”,此即朱熹所言“物格知至,则知所止矣”(《大学章句》)。“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。”(《大学》)可见,这里的关键在于“知止”。那么,何谓“知止”?朱熹注曰:“止,居也,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。”(《大学章句》)“知止”就是“言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”。实际上,《大学》中“为人君,止于仁;为人臣,止于敬;为人子,止于孝;为人父,止于慈;与国人交,止于信”的说法,可以视为对“知止”的最好解释。而“知止”的关键或说前提又在于“致知”或曰“知至”。这就清楚地表明,在儒家看来,“智”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让人“知其所止”(《大学》),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让人知道自己行为的边界,懂得什么事是可以做的,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,也像荀子所说的那样,要知“荣辱”,从而做到“行己有耻”,“知耻而后勇”。同样,这也表明了儒家所说的致知的“知”并不是对于自然、社会的客观规律的认识,而是认识或恢复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本性。这样,儒家所谓的“格物”“致知”就是教人防止个人情感、欲望的偏向,努力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。
(二)既仁且智,是谓成人
春秋时期的政治家、思想家管仲提出“既仁且智,是谓成人”(《管子·枢言》)的重要论断,已将仁智统一作为理想人格的一种标准,也彰明了“智”的价值之一在于“成人”。儒家所谓的“成人”,不是成为一般的世俗之人,而是成为超越世俗利害的理想化的人,即“圣人”“贤人”。而这种圣贤之人,一定是“仁且智”。所以,儒家特别强调仁智双彰。孔子说:“仁者安仁,知者利仁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;“知者乐水,仁者乐山。知者动,仁者静。知者乐,仁者寿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。不仅如此,孔子也特别注重“仁智双修”,他说:“德之不修,学之不讲,……是吾忧也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;“好仁不好学,其蔽也愚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。孟子明确主张“仁”“智”是成为“圣人”的两个基本条件,他引用子贡的话称颂孔子是“仁且智”的圣人:“学不厌,智也;教不倦,仁也。仁且智,夫子既圣矣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荀子也说,“仁知之极也,夫是之谓圣人”,“知而不仁,不可;仁而不知,不可;既知且仁,是人主之宝也”(《荀子·君道》);他也称赞“孔子仁知且不蔽,故德与周公齐,名与三王并”(《荀子·解蔽》)。秦以后,儒家多以“仁且智”为理想人格的主要内容。董仲舒说:“仁而不智,则爱而不别也;智而不仁,则知而不为也。”(《春秋繁露》)因此,他强调“必仁且智”。《淮南子》称,“凡人之性,莫贵于仁,莫急于智。仁以为质,智以行之”,这也是将仁智并举。总之,儒家将“智”作为“成人”“成德”的重要条件。
(三)智者,德之帅也
在儒家道德的整体结构中,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这五大要素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。三国时魏国的刘劭认为:“夫仁者,德之基也。义者,德之节也。礼者,德之文也。信者,德之固也。智者,德之帅也。”(《人物志·八观》)意思是说,“智”具有统率道德的作用,处于很高的地位。“智”之所以是“德之帅”,在于“智出于明,明之于人,犹昼之待白日,夜之待烛火。其明益盛者,所见及远。及远之明,难”(《人物志·八观》)。正是由于“智”使人拥有远见明察的能力,因此对道德起到了统率的作用。实际上,有很多儒家学者持此观点,如南宋叶适就说“学明而后德显”(《答吴明辅书》),明末清初“三大儒”之一的王夫之也说,“多识而力行之,皆可据之以为德”(《张子正蒙注》)。
当然,说“智”是道德的统帅,并不会得到大家的一致的认同。众所周知,在中国文化史上,有一种与此说相反的观点,即“德者,才之帅也”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说:“夫聪察强毅之谓才,正直中和之谓德。才者,德之资也;德者,才之帅也。……德胜才谓之君子,才胜德谓之小人。……夫德者人之所严,而才者人之所爱。爱者易亲,严者易疏,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。……故为国为家者,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,又何失人之足患哉!”说“德者,才之帅也”,相当于说道德是知识或智的统帅,因为“才”“智”相当。所以,“德者,才之帅也”与“智者,德之帅也”刚好相反。
实际上,儒家讨论的“仁与智”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“徳与智”的关系以及“智”的作用和价值。因为“仁”“智”虽然是儒家道德之整体结构中的两个“德目”,但“仁”又往往被视为“全德”之名,即道德的代名词,所以“仁”与“智”的关系可以视为“德”与“智”关系的具体化或类比。
儒家关于“仁与智”的关系大体有两种观点。一是认为仁是智的前提和保障。孔子曰:“择不处仁,焉得知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,“知及之,仁不能守之,虽得之,必失之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。孟子云:“夫仁,天之尊爵也,人之安宅也。莫之御而不仁,是不智也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二是认为智是仁的前提。孔子曰:“未知,焉得仁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、“知(智)者利仁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。荀子曰:“心知道然后可道,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。”(《荀子·解蔽》)那么,“仁”“智”到底谁决定谁?依笔者之见,仁智关系当如荀子所言“知而不仁,不可;仁而不知,不可;既知且仁,是人主之宝也”,就是说,二者相辅相成、互为前提。“仁”在位阶上高于“智”,因为“仁”是“德”之基;而“智”在“仁”的形成上起决定作用,因为“未知,焉得仁”。所以,二者关系可概括为以仁统智、以智成仁。由此而观,“智者,德之帅也”,是就“智”在“道德”形成中的作用而言的。
结语
“智”或“知”作为人的一种才能、能力可以表现为多个方面,比如克敌制胜之智、理财致富之智、治国理政之智、为人处世之智、接人待物之智乃至自知之明、知人之智,但儒家主要将之作为一种美德来看待,集中于对人生在世如何成德成才以及完善自我,完成主體修养,以至于培铸更多仁智兼备的贤人君子。“智”像明烛一样指引人们明辨是非善恶,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。过去如此,将来亦如此!
[责任编辑:林凡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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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儒家“智”之意蕴
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曰“知、智义同”,“古智、知通用”。也就是说在古代,“智”和“知”意义基本相同,常常互相假借。“智”或“知”的基本意思是认识、知道、辨别,聪明、智慧,谋略、见识、知识,等等,核心意思是认识、明白,具体包括认识社会、认识自我、明辨是非、厘清善恶等方面。周德丰和李承福两位学者在《仁义礼智——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》一书中提出,中国古代“智”的概念可以用现今流行的“理性”一词加以解读、诠释。如以理性概念诠释,则中国古代哲人的理性可分为“知识理性”与“道德理性”两个方面。古圣先贤对于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视的,不过有的偏重于知识理性,有的偏重于道德理性,有的则兼而有之。但在笔者看来,中国传统的理性从总体上说是“道德理性”,因而中国传统文化才被称为“道德型文化”。儒家文化尤其是这样!也就是说,在儒家思想中,“智”首先被视为一种道德品质、道德规范,其含义主要是指对道德的认识,即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和道德知识的积累。
孔子常以“不惑”解释“智”,《论语》中有两处记载。《论语·子罕》载,子曰:“知者不惑,仁者不忧,勇者不惧。”在这里,“不惑”就是不迷惑、不疑惑。那么,“不惑”于什么?对此,我们当然可以各自为解,不必刻板以求。但联系《论语·为政》中所讲的“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”一语,可知孔子所谓的“不惑”主要是由于“知礼”“知命”,即知书达理懂人事,了悟人生的命运,进而懂得做人的道理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,从而行事能够不迷惑。也如赵馥洁先生在《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》中所言:“‘不惑’指智者明达道义,知己知人,对于是非、善恶、厉害,能分析判断,并处事得宜,不为复杂事物所迷乱。”由此可知,孔子所谓的“智”,主要是道德认知或曰“道德理性”。
在儒家学派中,对“智”做出明确界定的是孟子。孟子认为“智”是人固有的善性之一,它和仁、义、礼共同构成人的善性。孟子曰:“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,“是非之心,智也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。所谓“是非之心”,即对是非的分辨识别意识,“智”就是对是非的辨识、判断。孟子又说:“仁之实,事亲是也;义之实,从兄是也;智之实,知斯二者弗去是也。”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意思是,智的主要内容是懂得仁义的道理而不违背它。由此看来,孟子所谓的“是非”主要指“仁”与“不仁”、“义”与“不义”,而他所谓的“智”就是对“仁”与“不仁”、“义”与“不义”的分辨、辨别和判断。通过分辨,达到守是去非、坚守仁义的目的。这样,孟子的“智”无疑也属于道德认知或曰“道德理性”,不包含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知。毋宁说,孟子首次明确肯定了“智”的道德价值地位。
荀子继承了孔孟的“智”的思想,也主张“是是非非谓之知(智)”(《荀子·修身》)、“知(智)者明于事,达于数”(《荀子·大略》)。但与孔孟不同的是,荀子所谓的“智”不仅仅是道德之知,还包括知识之知,比如他说:“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,知有所合谓之智。”(《荀子·正名》)意思是,人生而具有的认识事物的能力称为知觉,知觉和所认识的事物相符合称为智慧。正因为“智”并非仅指道德而言,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有智。“有圣人之知者,有士君子之知者,有小人之知者,有役夫之知者。”(《荀子·性恶》)但荀子在阐述圣人、士君子、小人、役夫各自智慧的特点时,显然具有明显的道德评判倾向,他说:“多言则文而类,终日议其所以,言之千举万变,其统类一也,是圣人之知也。少言则径而省,论而法,若佚之以绳,是士君子之知也。其言也谄,其行也悖,其举事多悔,是小人之知也。齐给便敏而无类,杂能旁魄而无用,析速粹孰而不急,不恤是非,不论曲直,以期胜人为意,是役夫之知也。”(《荀子·性恶》)实际上,荀子一直认为圣人、大儒的最重要的特征是“知通统类”,即通晓各类事物的基本法则,掌握各种知识的纲领原则。《荀子·儒效》载:“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,……如是,则可谓圣人矣”;“奇物怪变,所未尝闻也,所未尝见也,卒然起一方,则举统类而应之,……是大儒者也”;“志安公,行安修,知通统类,如是则可谓大儒矣”。而圣人、大儒能够“知通统类”,是就道德完美者所拥有的人生智慧而言,而不是从知识技能方面所作出的判断。质言之,荀子把“知通统类”视为理想人格的重要条件。
总而言之,儒家的“智”主要指道德知识而非自然知识,其所知之对象主要是“知命”“知道”“知人”“知世”“知礼”“知仁”“知义”等等,其目的在于形成道德判断。
二、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——“智德”形成的两种途径
如上所述,在儒家思想体系中,“智”主要是一个道德范畴,意即“智”主要是指道德认识、道德智慧、道德修养,故而我们称之为道德之智,简称“智德”。而关于道德的认识,在儒家那里主要有两种基本看法。一是认为道德知识是先验的,即与生俱来的,先天就有的。如孟子所谓的人天生就具有“四端”,将之“扩而充之”,就形成了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四种道德品格。所以,道德属于“不学而能”“不虑而知”的“良能”“良知”,它们本来就在人性之中,人们可以通过道德体验、道德直觉来认识和把握人的道德本性。二是认为道德知识是后天的,人们只有经过不断地学习、教育、训练,才会有道德知识,才会判断、明了、区分是非善恶,并正确待人处事,遵守社会规范,增进自己的德性等等。荀子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,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,认为道德认识不是先天固有的。道德规范、道德原则都是圣人总结治世经验之后制定的。人们之所以有道德,是后天学习和接受社会教化的结果。在他看来,人们的理智对道德判断与选择至关重要。简言之,儒家关于道德认识和道德智慧有两种类别,一种是先天的本性禀赋,一种是后天的学习、教育、实践。郭齐勇先生在《中国儒学之精神》一书中认为:“《中庸》整合了关于道德认识、道德智慧、道德修养的两种类别或途径,又结合价值目标,把道德之‘智’精辟概括为‘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,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’。”在笔者看来,郭齐勇先生的这种概括甚是精当,故本人借鉴这一观点,将道德之“智”的获取途径概括为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两类。
众所周知,对于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二者谁是获取“智”(道德之智)的可靠途径或方法,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争论,这就是著名的“鹅湖之会”。朱熹强调“格物致知”,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,致知就是推致其知,主张多读书,多观察事物,根据经验,加以分析、综合与归纳,然后得出结论。陆九渊兄弟则从“心即理”出发,认为“格物”就是体认本心,主张“发明本心”,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,不必多讀书,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,去此心之蔽,就可以通晓事理,所以尊德性、养心神是最重要的,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功夫。要言之,朱熹强调“道问学”,即道德知识、理论与道德规范的建构与学习;陆九渊等强调“尊德性”,即主体的道德体验和道德直觉。前者“以智识心”,后者“以仁识心”。这场争论虽然陆氏兄弟占了上风,但两派各执一端,各有偏颇!
实际上,在《中庸》中,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是统一的。这种统一也就是“诚”与“明”的统一。《中庸》曰:“自诚明谓之性,自明诚谓之教。诚则明矣,明则诚矣。”即是说,由真诚达到明白一切道理,这是因为出于天性;由明白道理达到真诚,这是因为接受了教育、感化。真诚就是明白道理,明白道理就是真诚。可见,“诚”“明”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,二者不是对立的,而是互补互动的。所以,就道德智慧与道德认识而言,诚如郭齐勇先生所言:既有先天的本性禀赋,又有后天的学习、教育与实践,既有判断是非善恶的当下顿悟、理想直觉,又有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的过程,是一种道德的心理、素养和能力。
三、“智”的价值
(一)知其所止
梁启超在《儒家哲学是什么》一文中说:“儒家哲学范围广博,概括说起来,其用功所在,可以《论语》‘修己安人’一语括之。其学问最高目的,可以《庄子》‘内圣外王’一语括之。做修己的功夫,做到极处,就是内圣;做安人的功夫,做到极处,就是外王。至于条理次第,以《大学》上说得最简明。《大学》所谓‘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’,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;所谓‘齐家治国平天下’,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。”众所周知,《大学》提出的“八条目”中,前四条目即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”属于“内省”,后三条目即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属于外治,而“修身”则是连接“内省”和“外治”两方面的枢纽。正因如此,《大学》明确主张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。而“修身”的重要途径就是“格物致知”,或曰“致知在格物”。郑玄在《礼记正义》中曰:“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。”又曰:“知,如字,徐音智。”即是说,知是对于善恶吉凶的因果关系的认识,这正是人们常说的“智”。
在儒家看来,“格物而后知至”(《大学》),掌握了“知”(智)就能够“知止”,此即朱熹所言“物格知至,则知所止矣”(《大学章句》)。“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。”(《大学》)可见,这里的关键在于“知止”。那么,何谓“知止”?朱熹注曰:“止,居也,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。”(《大学章句》)“知止”就是“言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”。实际上,《大学》中“为人君,止于仁;为人臣,止于敬;为人子,止于孝;为人父,止于慈;与国人交,止于信”的说法,可以视为对“知止”的最好解释。而“知止”的关键或说前提又在于“致知”或曰“知至”。这就清楚地表明,在儒家看来,“智”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让人“知其所止”(《大学》),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让人知道自己行为的边界,懂得什么事是可以做的,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,也像荀子所说的那样,要知“荣辱”,从而做到“行己有耻”,“知耻而后勇”。同样,这也表明了儒家所说的致知的“知”并不是对于自然、社会的客观规律的认识,而是认识或恢复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本性。这样,儒家所谓的“格物”“致知”就是教人防止个人情感、欲望的偏向,努力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。
(二)既仁且智,是谓成人
春秋时期的政治家、思想家管仲提出“既仁且智,是谓成人”(《管子·枢言》)的重要论断,已将仁智统一作为理想人格的一种标准,也彰明了“智”的价值之一在于“成人”。儒家所谓的“成人”,不是成为一般的世俗之人,而是成为超越世俗利害的理想化的人,即“圣人”“贤人”。而这种圣贤之人,一定是“仁且智”。所以,儒家特别强调仁智双彰。孔子说:“仁者安仁,知者利仁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;“知者乐水,仁者乐山。知者动,仁者静。知者乐,仁者寿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。不仅如此,孔子也特别注重“仁智双修”,他说:“德之不修,学之不讲,……是吾忧也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;“好仁不好学,其蔽也愚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。孟子明确主张“仁”“智”是成为“圣人”的两个基本条件,他引用子贡的话称颂孔子是“仁且智”的圣人:“学不厌,智也;教不倦,仁也。仁且智,夫子既圣矣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荀子也说,“仁知之极也,夫是之谓圣人”,“知而不仁,不可;仁而不知,不可;既知且仁,是人主之宝也”(《荀子·君道》);他也称赞“孔子仁知且不蔽,故德与周公齐,名与三王并”(《荀子·解蔽》)。秦以后,儒家多以“仁且智”为理想人格的主要内容。董仲舒说:“仁而不智,则爱而不别也;智而不仁,则知而不为也。”(《春秋繁露》)因此,他强调“必仁且智”。《淮南子》称,“凡人之性,莫贵于仁,莫急于智。仁以为质,智以行之”,这也是将仁智并举。总之,儒家将“智”作为“成人”“成德”的重要条件。
(三)智者,德之帅也
在儒家道德的整体结构中,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这五大要素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。三国时魏国的刘劭认为:“夫仁者,德之基也。义者,德之节也。礼者,德之文也。信者,德之固也。智者,德之帅也。”(《人物志·八观》)意思是说,“智”具有统率道德的作用,处于很高的地位。“智”之所以是“德之帅”,在于“智出于明,明之于人,犹昼之待白日,夜之待烛火。其明益盛者,所见及远。及远之明,难”(《人物志·八观》)。正是由于“智”使人拥有远见明察的能力,因此对道德起到了统率的作用。实际上,有很多儒家学者持此观点,如南宋叶适就说“学明而后德显”(《答吴明辅书》),明末清初“三大儒”之一的王夫之也说,“多识而力行之,皆可据之以为德”(《张子正蒙注》)。
当然,说“智”是道德的统帅,并不会得到大家的一致的认同。众所周知,在中国文化史上,有一种与此说相反的观点,即“德者,才之帅也”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说:“夫聪察强毅之谓才,正直中和之谓德。才者,德之资也;德者,才之帅也。……德胜才谓之君子,才胜德谓之小人。……夫德者人之所严,而才者人之所爱。爱者易亲,严者易疏,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。……故为国为家者,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,又何失人之足患哉!”说“德者,才之帅也”,相当于说道德是知识或智的统帅,因为“才”“智”相当。所以,“德者,才之帅也”与“智者,德之帅也”刚好相反。
实际上,儒家讨论的“仁与智”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“徳与智”的关系以及“智”的作用和价值。因为“仁”“智”虽然是儒家道德之整体结构中的两个“德目”,但“仁”又往往被视为“全德”之名,即道德的代名词,所以“仁”与“智”的关系可以视为“德”与“智”关系的具体化或类比。
儒家关于“仁与智”的关系大体有两种观点。一是认为仁是智的前提和保障。孔子曰:“择不处仁,焉得知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,“知及之,仁不能守之,虽得之,必失之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。孟子云:“夫仁,天之尊爵也,人之安宅也。莫之御而不仁,是不智也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二是认为智是仁的前提。孔子曰:“未知,焉得仁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、“知(智)者利仁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。荀子曰:“心知道然后可道,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。”(《荀子·解蔽》)那么,“仁”“智”到底谁决定谁?依笔者之见,仁智关系当如荀子所言“知而不仁,不可;仁而不知,不可;既知且仁,是人主之宝也”,就是说,二者相辅相成、互为前提。“仁”在位阶上高于“智”,因为“仁”是“德”之基;而“智”在“仁”的形成上起决定作用,因为“未知,焉得仁”。所以,二者关系可概括为以仁统智、以智成仁。由此而观,“智者,德之帅也”,是就“智”在“道德”形成中的作用而言的。
结语
“智”或“知”作为人的一种才能、能力可以表现为多个方面,比如克敌制胜之智、理财致富之智、治国理政之智、为人处世之智、接人待物之智乃至自知之明、知人之智,但儒家主要将之作为一种美德来看待,集中于对人生在世如何成德成才以及完善自我,完成主體修养,以至于培铸更多仁智兼备的贤人君子。“智”像明烛一样指引人们明辨是非善恶,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。过去如此,将来亦如此!
[责任编辑:林凡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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