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、宣武帝失政
高肇杀了元愉、元勰后不久,被加封为车骑大将军,继而又升任司徒,位登三司(也就是所谓太尉、司徒、司空“三公”)。小人如此得势,足可看出,北魏的衰亡已经不可避免。
清河王元怿是个明白人,他曾经在一次宴席上,乘着酒劲,挖苦高肇说:“天子的兄弟能有几个,按你的杀法,差不多要剪除干净了!过去王莽凭着国舅的地位,篡了汉室江山;如今看阁下的样子,恐怕最终也会制造祸端吧。”
元怿还劝宣武帝要防微杜渐,不可以放松警惕,并提出北魏是“明君失之于上,奸臣窃之于下”,祸乱的根源,便在于此。宣武帝听了不以为然,笑笑作罢,依旧袒护高肇。
宣武帝手中掌握的是个处于大变革时期的帝国。孝文帝时代留下来的一项项制度,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贯彻与执行。孝文帝处理政事,极认真,也极负责。史载他“百官大小,无不留心,务于周洽”。他的治世哲学是:“凡为人君,患于不均,不能推诚御物。苟能均诚,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。”身为执政者,如果不能够平等诚恳地以统一的标准对待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事,又岂能让天下人平等诚恳地做事,又岂能将改革措施一如既往地推行?
宣武帝恰恰不能做到这些。他最擅长的,是佛教的义理。他喜欢在内宫召集天下名僧,亲自讲经论道(北魏中后期的皇帝,佛学的修养都不低,而以宣武帝为最甚)。大道理夸夸其谈地说了一堆,他本人并不能领悟多少。对于传承自前朝的政策与制度,他非但不能像父亲那样平等诚恳地执行,还大打折扣,很多东西到他手中就变了味。
比方说“俸禄制”,其本意是杜绝贪腐,改良官吏队伍。孝文帝处理贪官是绝不手软的,尤其对于皇亲贵族贪财恣纵,不是发配就是处死。宣武帝呢,则纯粹随心所欲,感情好了,根本不予处理。被杀身死的元禧、元详、元愉,一个比一个贪,倒台的原因,却不是因为执法严格,而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。打压他们的高肇,一面举着打击贪污的招牌,一面下手比谁都狠:元禧被诛后,他家的所有财物珍宝奴婢田宅,全部被高家霸占。宣武帝乐得做个顺水人情,对舅舅的行为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。其他的贵族,像广平王元怀这样的,也是一个劲地贪,只要皇帝信任,就不用担心任何惩罚。
姑息违法乱纪行为的结果,北魏的社会再也看不见孝文时代严谨的风气,洛阳城奢靡安逸的生活培养了一批不思进取的社会蛀虫,甚至出现了卖官鬻爵的现象。《魏书》认为宣武帝的水准相当于西汉的元帝、成帝和东汉的安帝、顺帝。以我看来,这是给了面子。宣武帝统治的十七年,比无所作为更加糟糕。
宣武帝并非不想有所作为,他曾经对前来求和的柔然使者说:“你们蠕蠕先祖社仑乃我大魏的叛臣,之所以暂时不来攻打你们,只不过现在江南未平,所以让你们多活几天。想和我国通和,是不可能的。如若你们称藩修礼,那么我国自会优待于你。”
由此可见,宣武帝的目标是天下,他的抱负是要统一南北,廓清宇内。但他既不能像孝文帝那样亲临前线,指挥作战,也缺乏必要的战略眼光,白白浪费了孝文帝留给他的大好局势。
钟离之战前,他两次拒绝邢峦的正确建议,放弃在西线夺取益州,将大兵集结在东线,损兵折将之余,还逼得益州刺史王足投了南梁。钟离之战后,他并没有吸取教训,继续以东线为攻击重点,寻机报仇雪恨。没料想,旧恨未消,又添新仇。
郢州司马彭珍于永平元年(公元508年)叛逃,带领梁兵攻打郢州治所义阳。悬瓠将领白早生也杀了豫州刺史司马悦,向南梁的司州刺史马仙琕求援。宣武帝派元英、邢峦南下征讨,没费什么工夫就夺回了叛降的各城,马仙琕也被元英击退。信誓旦旦的元英一路紧追马仙琕,欲报钟离之耻,听说韦叡的援军就在前方,便不再追赶。
看起来元英是患上了“恐韦症”,即便有面对面报仇的机会也不敢贸然行动;同时也说明北魏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像过去那么让人放心了。此战结束后过了一年(永平三年,公元510年),元英抱着终身的遗憾病故,“战神”韦虎也从此定格为北魏克星。
永平四年(公元511年),形势反转。南梁的朐山(今江苏连云港西南)发生内乱,守将刘晰被民众所杀,首领王万寿向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求援。卢昶派郯城和琅琊的守将张天惠和傅文骥前往救援,打败了南梁的守兵,占领了朐山。这时宣武帝又犯了战略方向的错误,他听从卢昶的上表请求,派出多支军队,累计十万多兵士,力图守住朐山。
朐山地处海滨,与青冀两州的治所郁洲(今江苏连云港)隔海相望(南梁的时候,郁洲是海中的一个小岛,不与大陆相连),是南梁北上进兵的前沿阵地,不容有失。而这个小镇对于北魏的意义则没有那么大,它并不位于北魏南下的主干线上,离南梁其他的战略要地也不近,一时花大力气守住了,也不可能以此为据点,向南推进。守朐山,根本是赔钱的买卖,性价比太低。
这一观点,是御史中尉游肇等人所认同的,宣武帝却想不到。统领大军的卢昶,是北方名门之后,与高允同时代的卢玄之子,读书好,学问大,指挥作战一窍不通。他的大军没有办法进入朐山参加防御,也不能对攻城的马仙琕构成威胁,甚至连粮草都无法运入城。
十二月,守朐山的傅文骥弹尽粮绝,向马仙琕献城投降。之前没有一点表示的卢昶见朐山丢了,骑上马就跑,十万魏军跟着溃散。淮北普降大雪,从朐山到郯城的路上,遍地都是冻死的、冻坏手脚的北魏士兵,加上马仙琕所率梁军乘势砍杀和俘虏的,魏军损失八成以上。
朐山失利是钟离之后北魏军事上最大的惨败,两大失败都发生在宣武帝时期,令他戴上了“外战外行”的帽子,并不是偶然的(如果说高肇专权是北魏衰败的内部标志,那么钟离、朐山的惨败则可以说是北魏衰败的外部标志)。
南方的梁武帝受到胜利的鼓舞,三年后(梁天监十三年,北魏延昌三年,公元514年)在降将王足的怂恿下,开始在淮水下游的浮山(今安徽五河一带)修筑拦淮大堰,想要水灌寿阳,除掉这个心头之患。虽说中国古代水利一向在世界上名列前茅,梁武帝还是太异想天开了,完全超出了当时的技术条件。浮山堰工程上马后,经过近两年耗人、耗力、耗钱、耗时的“艰苦奋斗”,终于建成,总长九里,高二十丈(相当于三十多米,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坝,可那年头也没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申报呀),一时间令寿阳守军颇为紧张。然而就在建成当年的秋天,洪水泛滥,大堰坍塌,寿阳城没淹没,反倒将下游数百里的村落冲入海中。梁武帝施计不成,险些自废武功,只好暂时放弃北进的计划。
北魏延昌三年(公元514年),仿佛如梦初醒的宣武帝终于觉得先攻西线更有把握。他命高肇为大将军、平蜀大都督,率领步骑兵十五万攻打益州。大军出动两个月后,延昌四年的正月,宣武帝病故,享年三十三岁,与其父孝文帝寿命相同,作为却相差甚远。他生前的最后一次用兵,也就作罢。此后,北魏再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征讨南方的战争,直至灭亡。南北两国勉强恢复了短期的和平。
出征在外的高肇接到征召,听说皇帝驾崩,如丧考妣(这也难免,没有宣武帝,又岂能有他高肇的今天?)。
他不敢怠慢,日夜兼程地赶回洛阳,上殿哭丧。朝中的官员们恨不得剔其骨、食其肉。高阳王元雍与宫中的领军于忠早就商量好,在西面侧廊设下埋伏,等高肇声泪俱下地哭完灵,来到侧廊休息,武士们一拥而上,把他乱棒打死。
不得好死的高肇倒台前,宣武帝的太子元诩已经即位,是为北魏肃宗孝明帝。元诩只有六岁,在他的背后,北魏政坛成为争夺权力的角斗场,拓跋珪开创的北魏帝国,只剩苟延残喘的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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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河王元怿是个明白人,他曾经在一次宴席上,乘着酒劲,挖苦高肇说:“天子的兄弟能有几个,按你的杀法,差不多要剪除干净了!过去王莽凭着国舅的地位,篡了汉室江山;如今看阁下的样子,恐怕最终也会制造祸端吧。”
元怿还劝宣武帝要防微杜渐,不可以放松警惕,并提出北魏是“明君失之于上,奸臣窃之于下”,祸乱的根源,便在于此。宣武帝听了不以为然,笑笑作罢,依旧袒护高肇。
宣武帝手中掌握的是个处于大变革时期的帝国。孝文帝时代留下来的一项项制度,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贯彻与执行。孝文帝处理政事,极认真,也极负责。史载他“百官大小,无不留心,务于周洽”。他的治世哲学是:“凡为人君,患于不均,不能推诚御物。苟能均诚,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。”身为执政者,如果不能够平等诚恳地以统一的标准对待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事,又岂能让天下人平等诚恳地做事,又岂能将改革措施一如既往地推行?
宣武帝恰恰不能做到这些。他最擅长的,是佛教的义理。他喜欢在内宫召集天下名僧,亲自讲经论道(北魏中后期的皇帝,佛学的修养都不低,而以宣武帝为最甚)。大道理夸夸其谈地说了一堆,他本人并不能领悟多少。对于传承自前朝的政策与制度,他非但不能像父亲那样平等诚恳地执行,还大打折扣,很多东西到他手中就变了味。
比方说“俸禄制”,其本意是杜绝贪腐,改良官吏队伍。孝文帝处理贪官是绝不手软的,尤其对于皇亲贵族贪财恣纵,不是发配就是处死。宣武帝呢,则纯粹随心所欲,感情好了,根本不予处理。被杀身死的元禧、元详、元愉,一个比一个贪,倒台的原因,却不是因为执法严格,而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。打压他们的高肇,一面举着打击贪污的招牌,一面下手比谁都狠:元禧被诛后,他家的所有财物珍宝奴婢田宅,全部被高家霸占。宣武帝乐得做个顺水人情,对舅舅的行为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。其他的贵族,像广平王元怀这样的,也是一个劲地贪,只要皇帝信任,就不用担心任何惩罚。
姑息违法乱纪行为的结果,北魏的社会再也看不见孝文时代严谨的风气,洛阳城奢靡安逸的生活培养了一批不思进取的社会蛀虫,甚至出现了卖官鬻爵的现象。《魏书》认为宣武帝的水准相当于西汉的元帝、成帝和东汉的安帝、顺帝。以我看来,这是给了面子。宣武帝统治的十七年,比无所作为更加糟糕。
宣武帝并非不想有所作为,他曾经对前来求和的柔然使者说:“你们蠕蠕先祖社仑乃我大魏的叛臣,之所以暂时不来攻打你们,只不过现在江南未平,所以让你们多活几天。想和我国通和,是不可能的。如若你们称藩修礼,那么我国自会优待于你。”
由此可见,宣武帝的目标是天下,他的抱负是要统一南北,廓清宇内。但他既不能像孝文帝那样亲临前线,指挥作战,也缺乏必要的战略眼光,白白浪费了孝文帝留给他的大好局势。
钟离之战前,他两次拒绝邢峦的正确建议,放弃在西线夺取益州,将大兵集结在东线,损兵折将之余,还逼得益州刺史王足投了南梁。钟离之战后,他并没有吸取教训,继续以东线为攻击重点,寻机报仇雪恨。没料想,旧恨未消,又添新仇。
郢州司马彭珍于永平元年(公元508年)叛逃,带领梁兵攻打郢州治所义阳。悬瓠将领白早生也杀了豫州刺史司马悦,向南梁的司州刺史马仙琕求援。宣武帝派元英、邢峦南下征讨,没费什么工夫就夺回了叛降的各城,马仙琕也被元英击退。信誓旦旦的元英一路紧追马仙琕,欲报钟离之耻,听说韦叡的援军就在前方,便不再追赶。
看起来元英是患上了“恐韦症”,即便有面对面报仇的机会也不敢贸然行动;同时也说明北魏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像过去那么让人放心了。此战结束后过了一年(永平三年,公元510年),元英抱着终身的遗憾病故,“战神”韦虎也从此定格为北魏克星。
永平四年(公元511年),形势反转。南梁的朐山(今江苏连云港西南)发生内乱,守将刘晰被民众所杀,首领王万寿向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求援。卢昶派郯城和琅琊的守将张天惠和傅文骥前往救援,打败了南梁的守兵,占领了朐山。这时宣武帝又犯了战略方向的错误,他听从卢昶的上表请求,派出多支军队,累计十万多兵士,力图守住朐山。
朐山地处海滨,与青冀两州的治所郁洲(今江苏连云港)隔海相望(南梁的时候,郁洲是海中的一个小岛,不与大陆相连),是南梁北上进兵的前沿阵地,不容有失。而这个小镇对于北魏的意义则没有那么大,它并不位于北魏南下的主干线上,离南梁其他的战略要地也不近,一时花大力气守住了,也不可能以此为据点,向南推进。守朐山,根本是赔钱的买卖,性价比太低。
这一观点,是御史中尉游肇等人所认同的,宣武帝却想不到。统领大军的卢昶,是北方名门之后,与高允同时代的卢玄之子,读书好,学问大,指挥作战一窍不通。他的大军没有办法进入朐山参加防御,也不能对攻城的马仙琕构成威胁,甚至连粮草都无法运入城。
十二月,守朐山的傅文骥弹尽粮绝,向马仙琕献城投降。之前没有一点表示的卢昶见朐山丢了,骑上马就跑,十万魏军跟着溃散。淮北普降大雪,从朐山到郯城的路上,遍地都是冻死的、冻坏手脚的北魏士兵,加上马仙琕所率梁军乘势砍杀和俘虏的,魏军损失八成以上。
朐山失利是钟离之后北魏军事上最大的惨败,两大失败都发生在宣武帝时期,令他戴上了“外战外行”的帽子,并不是偶然的(如果说高肇专权是北魏衰败的内部标志,那么钟离、朐山的惨败则可以说是北魏衰败的外部标志)。
南方的梁武帝受到胜利的鼓舞,三年后(梁天监十三年,北魏延昌三年,公元514年)在降将王足的怂恿下,开始在淮水下游的浮山(今安徽五河一带)修筑拦淮大堰,想要水灌寿阳,除掉这个心头之患。虽说中国古代水利一向在世界上名列前茅,梁武帝还是太异想天开了,完全超出了当时的技术条件。浮山堰工程上马后,经过近两年耗人、耗力、耗钱、耗时的“艰苦奋斗”,终于建成,总长九里,高二十丈(相当于三十多米,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坝,可那年头也没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申报呀),一时间令寿阳守军颇为紧张。然而就在建成当年的秋天,洪水泛滥,大堰坍塌,寿阳城没淹没,反倒将下游数百里的村落冲入海中。梁武帝施计不成,险些自废武功,只好暂时放弃北进的计划。
北魏延昌三年(公元514年),仿佛如梦初醒的宣武帝终于觉得先攻西线更有把握。他命高肇为大将军、平蜀大都督,率领步骑兵十五万攻打益州。大军出动两个月后,延昌四年的正月,宣武帝病故,享年三十三岁,与其父孝文帝寿命相同,作为却相差甚远。他生前的最后一次用兵,也就作罢。此后,北魏再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征讨南方的战争,直至灭亡。南北两国勉强恢复了短期的和平。
出征在外的高肇接到征召,听说皇帝驾崩,如丧考妣(这也难免,没有宣武帝,又岂能有他高肇的今天?)。
他不敢怠慢,日夜兼程地赶回洛阳,上殿哭丧。朝中的官员们恨不得剔其骨、食其肉。高阳王元雍与宫中的领军于忠早就商量好,在西面侧廊设下埋伏,等高肇声泪俱下地哭完灵,来到侧廊休息,武士们一拥而上,把他乱棒打死。
不得好死的高肇倒台前,宣武帝的太子元诩已经即位,是为北魏肃宗孝明帝。元诩只有六岁,在他的背后,北魏政坛成为争夺权力的角斗场,拓跋珪开创的北魏帝国,只剩苟延残喘的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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