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、丘迟书降陈伯之
说到这里,我们需要回过头来仔细审视一下梁武帝萧衍。他二十多岁出道,就有人说他“三十内当作侍中,出此(三十岁之后)则贵不可言。”好友王融更是评价他:“宰制天下,必在此人。”这些赞誉之词都不算说错。其实,以或褒或贬的态度来评价萧衍,都有失偏颇,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萧衍乃是整个南朝史上承前启后最为关键的人物,并且也是南朝二十七个皇帝中极其独特的一位。
一百七十年的南朝,到梁武帝萧衍即位的时候,已经过了八十年,刚好一半。如果说早期的刘宋还曾因为刘裕的武功威镇河北,因为元嘉的文治引人仰目,一度有过朝气蓬勃的景象,那么此时则只谈得上是消沉和落魄。从萧衍出生到梁朝建立的三十九年,历经十一个皇帝,执政者是三年一小换,五年一大换,即便是政局较为平稳的齐武帝时期,也还有一年之久的唐寓之之乱。朝廷之上礼崩乐坏、人伦丧尽,民间也难得一日安宁,人心思变。如此严重的忧患,体现在天下这个大棋盘上,就成了国土的日渐局促,政权的日益“猥琐”。
摆在萧衍面前的摊子,并不容易收拾。
萧衍很聪明,虽然利用南齐内部的问题夺取了政权,却深谙“得天下易,治天下难”的大道理。受禅当日,他一坐上皇帝的辇车,便对陪乘的重要辅臣、侍中范云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:“朕之今日,所谓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。”范云反应极快,当下回道:“亦愿陛下日慎一日。”
“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”出自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。夏王太康失国,他的五个弟弟追述大禹的训导,写下了五首诫诗,这便是其中的一句,意思是说“君临万民,恐惧的心情就好比用坏掉的绳索来驾驭六匹马”,告诫统治者时刻要有危机意识,意识到自身的不足,对权力的态度应该是敬畏而非放纵。萧衍竟会用亡国贵族的话语作为自己执政生涯的开场白,意外之余,也让人惊叹于他无比清醒的头脑。
深受萧衍器重的范云出身寒族,大他十三岁,南齐时便同朝为官,又都在“竟陵八友”之列,同为萧子良的座上客,甚至还做过邻居,关系十分密切。萧衍消灭了萧宝卷,便让他做自己的大司马咨议参军,运筹帷幄,后来又升为侍中。
萧衍做梁王后,纳了原先萧宝卷的一个姓余的妃子,宠爱有加,渐渐妨碍到处理政事。范云私下进谏说:“当年汉高祖是个贪财好色之徒,入关平定秦朝时却不取秋毫,不幸妇女,这也是范增认为他志向远大的原因。如今明公刚平定天下,海内想望声誉之时,岂可拖累于女色呢?”
萧衍被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范云便自作主张,起草了一份命令,将余氏赐给将军王茂。萧衍有些无奈,对于这位老大哥的意图却只有赞赏,最终他默许了范云的做法。
登基大典上范云的警戒坚定了萧衍振兴朝纲的决心。天监元年(公元502年),他便下诏重修礼乐的标准,甚至以他本人丰富的音乐知识,亲自参与制定。这一举措谨遵儒家强调的礼乐教化之道,也是他开始推崇“移风易俗”新气象的第一步。
梁武帝改革内政的第二步,是于同一年下令删定修订,并于次年出台的法律典章《梁律》。在《梁律》之前,刘宋和南齐沿袭的都是西晋贾充制定的晋律,条款大同小异,齐武帝时期曾修定过二十卷的《永明律》,但与前朝旧律在篇目和制度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。梁武帝的这次刑律改革,参照以前几朝的得失,又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,共修成律二十卷、令三十卷、科四十卷,光从篇幅上看就比过去完善了不少。新律强调“明慎用刑”,后来逐步将一些严厉的肉刑,比如劓鼻、刺字等等一概废除,又改革各项滥刑和赋税。总体而言,南梁的刑法是比较宽恤的(当然这在后来也产生了各种弊端,尤其对于贵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纵容,但这些问题在王朝的全盛时期尚不明显),再加上梁武帝与萧道成一样,提倡节俭,南梁的世风在几年之间就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。
天监四年(公元505年),梁武帝又颁布一道诏令,设置《五经》博士各一人,在建康开馆教授,推行儒学。开办国学馆讲学,前朝最盛的元嘉和永明年间都搞过,但都比不上梁代的规模。五馆的讲学,动辄成百上千,比得上现在名教授的公开讲座。学说分门别派,各有所长,连北魏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,如清河崔灵恩、范阳卢广,也纷纷慕名前来,聚徒讲说。作为统治中心的建康城,俨然是一派天下儒学教研中心的气象。
对于士族与寒族之间的矛盾,他采取两手抓的政策:一方面下诏优显士族高门,从而获取士族阶层的拥护支持,并要求核实谱牒、严防冒袭,这就有效限制了士族数量的过度扩张,减轻政府的负担;另一方面,他也注重从寒门之中选拔人才,像范云、沈约等人,都是寒族,写《宋书》的沈约是刘裕手下大家沈林子之孙,排得上是老牌的寒族了。范云是最受重用的大臣之一,只可惜死得太早,天监二年五十三岁就病故了。为了填补空缺,梁武帝提拔了寒族出身的徐勉和周舍,掌管朝中机要。这两位都是不到四十岁,梁武帝看重的是他们办事得力。可见在用人方面,梁武帝坚持的是惟才是任的方针。这些,还没算上他一直收在身边做亲信随从,后来在战场崭露头角的名将陈庆之。
枯朽的南齐经过一系列政策的“整修”,从内到外翻了新,梁武帝有了足够的底气和本钱,实现他锐意进取、复兴天下的计划。
梁武帝的计划以《北伐诏》的形式保存在《全梁文》中,可谓振奋人心,显然经过了充分的准备:先拿下重镇寿阳,然后兵分两路,一路出徐州,平定中原,一路出义阳,夺取关中,各路齐进,会兵洛阳,生擒元恪,统一天下。
天监四年十月,梁武帝任命六弟临川王萧宏都督南北兖、北徐、青、冀、豫、司、霍八州北讨诸军事,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手,统领大军进驻洛口(今安徽淮南东北),大举北伐,兵力总计数十万。自宋文帝北伐失败以来半个多世纪,南朝从未发动过如此强大的攻势,就连北魏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是“百数十年所未之有”。
北伐军的启动并不顺利,萧宏的前锋一部、徐州刺史昌义之攻打寿阳东北的边镇梁城(今安徽寿县东),却打不过北魏的平南将军陈伯之,吃了败仗。
陈伯之是南朝的降将,又不像萧宝夤那样与梁武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,本没有道理死心塌地地为北魏卖命,阻挠南梁北进的步伐。萧宏对于此人的性情,拿捏得颇准,他让自己的记室(也就是重要秘书)丘迟给陈伯之修书一封,劝他投降。
丘迟以文笔闻名于世,得过梁武帝的亲自认证。他的劝降书是我最为敬佩的南朝文章之一。我们说过,陈伯之是个没啥文化的大老粗,也没什么品行(之前就反复了两次,已是三姓家奴了——虽则齐、梁两朝同姓同宗,多少有些“冤枉”他)。两军阵前,要用书信的方式劝这样一个家伙投降,在我看来几乎是MissionImpossible,等同于对牛弹琴,而丘迟居然出色完成了任务!
这篇陈情说理的美文,写于天监五年(公元506年)三月:
陈伯之听手下为他念完书信,顾不上自己留在北方的儿子,便带上统领的八千兵众,从梁城投往南梁。他的儿子陈虎牙被北魏所杀,不到两个月,梁军前锋攻陷梁城,直指寿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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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七十年的南朝,到梁武帝萧衍即位的时候,已经过了八十年,刚好一半。如果说早期的刘宋还曾因为刘裕的武功威镇河北,因为元嘉的文治引人仰目,一度有过朝气蓬勃的景象,那么此时则只谈得上是消沉和落魄。从萧衍出生到梁朝建立的三十九年,历经十一个皇帝,执政者是三年一小换,五年一大换,即便是政局较为平稳的齐武帝时期,也还有一年之久的唐寓之之乱。朝廷之上礼崩乐坏、人伦丧尽,民间也难得一日安宁,人心思变。如此严重的忧患,体现在天下这个大棋盘上,就成了国土的日渐局促,政权的日益“猥琐”。
摆在萧衍面前的摊子,并不容易收拾。
萧衍很聪明,虽然利用南齐内部的问题夺取了政权,却深谙“得天下易,治天下难”的大道理。受禅当日,他一坐上皇帝的辇车,便对陪乘的重要辅臣、侍中范云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:“朕之今日,所谓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。”范云反应极快,当下回道:“亦愿陛下日慎一日。”
“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”出自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。夏王太康失国,他的五个弟弟追述大禹的训导,写下了五首诫诗,这便是其中的一句,意思是说“君临万民,恐惧的心情就好比用坏掉的绳索来驾驭六匹马”,告诫统治者时刻要有危机意识,意识到自身的不足,对权力的态度应该是敬畏而非放纵。萧衍竟会用亡国贵族的话语作为自己执政生涯的开场白,意外之余,也让人惊叹于他无比清醒的头脑。
深受萧衍器重的范云出身寒族,大他十三岁,南齐时便同朝为官,又都在“竟陵八友”之列,同为萧子良的座上客,甚至还做过邻居,关系十分密切。萧衍消灭了萧宝卷,便让他做自己的大司马咨议参军,运筹帷幄,后来又升为侍中。
萧衍做梁王后,纳了原先萧宝卷的一个姓余的妃子,宠爱有加,渐渐妨碍到处理政事。范云私下进谏说:“当年汉高祖是个贪财好色之徒,入关平定秦朝时却不取秋毫,不幸妇女,这也是范增认为他志向远大的原因。如今明公刚平定天下,海内想望声誉之时,岂可拖累于女色呢?”
萧衍被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范云便自作主张,起草了一份命令,将余氏赐给将军王茂。萧衍有些无奈,对于这位老大哥的意图却只有赞赏,最终他默许了范云的做法。
登基大典上范云的警戒坚定了萧衍振兴朝纲的决心。天监元年(公元502年),他便下诏重修礼乐的标准,甚至以他本人丰富的音乐知识,亲自参与制定。这一举措谨遵儒家强调的礼乐教化之道,也是他开始推崇“移风易俗”新气象的第一步。
梁武帝改革内政的第二步,是于同一年下令删定修订,并于次年出台的法律典章《梁律》。在《梁律》之前,刘宋和南齐沿袭的都是西晋贾充制定的晋律,条款大同小异,齐武帝时期曾修定过二十卷的《永明律》,但与前朝旧律在篇目和制度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。梁武帝的这次刑律改革,参照以前几朝的得失,又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,共修成律二十卷、令三十卷、科四十卷,光从篇幅上看就比过去完善了不少。新律强调“明慎用刑”,后来逐步将一些严厉的肉刑,比如劓鼻、刺字等等一概废除,又改革各项滥刑和赋税。总体而言,南梁的刑法是比较宽恤的(当然这在后来也产生了各种弊端,尤其对于贵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纵容,但这些问题在王朝的全盛时期尚不明显),再加上梁武帝与萧道成一样,提倡节俭,南梁的世风在几年之间就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。
天监四年(公元505年),梁武帝又颁布一道诏令,设置《五经》博士各一人,在建康开馆教授,推行儒学。开办国学馆讲学,前朝最盛的元嘉和永明年间都搞过,但都比不上梁代的规模。五馆的讲学,动辄成百上千,比得上现在名教授的公开讲座。学说分门别派,各有所长,连北魏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,如清河崔灵恩、范阳卢广,也纷纷慕名前来,聚徒讲说。作为统治中心的建康城,俨然是一派天下儒学教研中心的气象。
对于士族与寒族之间的矛盾,他采取两手抓的政策:一方面下诏优显士族高门,从而获取士族阶层的拥护支持,并要求核实谱牒、严防冒袭,这就有效限制了士族数量的过度扩张,减轻政府的负担;另一方面,他也注重从寒门之中选拔人才,像范云、沈约等人,都是寒族,写《宋书》的沈约是刘裕手下大家沈林子之孙,排得上是老牌的寒族了。范云是最受重用的大臣之一,只可惜死得太早,天监二年五十三岁就病故了。为了填补空缺,梁武帝提拔了寒族出身的徐勉和周舍,掌管朝中机要。这两位都是不到四十岁,梁武帝看重的是他们办事得力。可见在用人方面,梁武帝坚持的是惟才是任的方针。这些,还没算上他一直收在身边做亲信随从,后来在战场崭露头角的名将陈庆之。
枯朽的南齐经过一系列政策的“整修”,从内到外翻了新,梁武帝有了足够的底气和本钱,实现他锐意进取、复兴天下的计划。
梁武帝的计划以《北伐诏》的形式保存在《全梁文》中,可谓振奋人心,显然经过了充分的准备:先拿下重镇寿阳,然后兵分两路,一路出徐州,平定中原,一路出义阳,夺取关中,各路齐进,会兵洛阳,生擒元恪,统一天下。
天监四年十月,梁武帝任命六弟临川王萧宏都督南北兖、北徐、青、冀、豫、司、霍八州北讨诸军事,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手,统领大军进驻洛口(今安徽淮南东北),大举北伐,兵力总计数十万。自宋文帝北伐失败以来半个多世纪,南朝从未发动过如此强大的攻势,就连北魏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是“百数十年所未之有”。
北伐军的启动并不顺利,萧宏的前锋一部、徐州刺史昌义之攻打寿阳东北的边镇梁城(今安徽寿县东),却打不过北魏的平南将军陈伯之,吃了败仗。
陈伯之是南朝的降将,又不像萧宝夤那样与梁武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,本没有道理死心塌地地为北魏卖命,阻挠南梁北进的步伐。萧宏对于此人的性情,拿捏得颇准,他让自己的记室(也就是重要秘书)丘迟给陈伯之修书一封,劝他投降。
丘迟以文笔闻名于世,得过梁武帝的亲自认证。他的劝降书是我最为敬佩的南朝文章之一。我们说过,陈伯之是个没啥文化的大老粗,也没什么品行(之前就反复了两次,已是三姓家奴了——虽则齐、梁两朝同姓同宗,多少有些“冤枉”他)。两军阵前,要用书信的方式劝这样一个家伙投降,在我看来几乎是MissionImpossible,等同于对牛弹琴,而丘迟居然出色完成了任务!
这篇陈情说理的美文,写于天监五年(公元506年)三月:
陈伯之听手下为他念完书信,顾不上自己留在北方的儿子,便带上统领的八千兵众,从梁城投往南梁。他的儿子陈虎牙被北魏所杀,不到两个月,梁军前锋攻陷梁城,直指寿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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