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、强者的暮年
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,以他受菩萨戒的年份为界,可分为前后两期:前期为天监年间(公元502~519年),后期为普通改元之后(公元520~549年),他事佛兴致渐浓。到了大同年间(公元535~545年),他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垂垂老者,《魏书》评论晚年的梁武帝“怠于听政,专以讲学为业”,完全失去了壮年时的风采,一派出世超凡的佛门弟子模样。出世超凡本没有任何问题,但身为皇帝,尤其是梁武帝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,全心全意地信奉佛教,或者如批评家所说的“佞佛”,就值得商榷了。
于是我们回到一个老问题上,梁武帝究竟为什么会“佞佛”?
梁武帝当然有一万条理由去选择自己的信仰,但是以皇帝之尊要将梁国变成“佛的世界”,他必然是从选择国家命运的角度来思考的。
梁国立国于乱世之间,南齐的经济算不上很发达,刘宋的力量也远不及北魏,南朝内部又经常出乱子,皇帝走马灯似的更换,民风相对北朝也显得奸滑险恶。梁武帝取了天下之后,很下了一番功夫总结刘宋与南齐不安定的教训,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:“建国君民,立教为首。”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来,并且做到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,社会安定团结,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“和谐社会”,那么得先“立教”,在民众中建立信仰基础。
在梁武帝看来,刘宋和南齐,都是没有注重到国人的信仰。国人没有了信仰,就失去了凝聚力,其君昏庸,其民奸佞,政权也不会长久。所以,要建立一个不再混乱、秩序井然的国家,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信仰上做文章,这是一切的纲,其他的都是目,纲举目张。
下一个问题是,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?梁武帝选择了佛教。佛教劝人向善,吃斋拜佛一类的修炼方式也容易被接受,并且在当时比较深入民间,推行起来不会有太大的抵触。佛教宣扬因果报应,你今世受的苦,是前世造的孽。相信了这一点,人们就不会起来反抗统治。
在“立教”思想的指导下,梁国的政局比动荡的北方稳定许多,南朝一代文豪庾信在他著名的《哀江南赋》里,感叹说,“五十年中,江表无事”,大抵是事实。这说明弘扬佛法的政策并不能说完全错误,至少是有一定成效的。问题在于,凡事不能走极端,既是在程度上,也是在时间上。
梁武帝统治的后期,社会实际情况较之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(从侯景之乱时梁国统治阶级的行为可以看出,梁人此时并不是太“奸滑”而是变得有些不通机变,甚至有些逆来顺受和麻木不仁了)梁武帝过度致力于佛教事务,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社会了,时间越长,脱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,偏偏梁武帝又高寿,觉得自己是英明神武有佛祖保佑,在治国上的失误就不足为奇了。
尽管梁武帝一心“立教为首”,梁国却并未摆脱南朝其他几代王朝衰弱的规律。信仰虽然重要,但不可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。民以食为天,没有经济的发展,空有信仰,也无益于国家。
普通年间,梁国的经济危机逐渐显现,战事频繁,大兴佛事,使得国库日益空虚。普通四年(公元523年),政府下令罢铜钱而铸造铁钱,这种铁钱又称“铁五铢”,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批量铸造的铁钱。铁钱价值不及铜钱的十分之一,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,物价飞涨。官吏大肆贪污,商人从中渔利,民众苦不堪言。
比普通百姓更糟的,是军人的经济状况。南朝的兵制承自三国两晋,其原则为一旦为兵,世代为兵,父死子代,兄终弟及,也称“世兵制”。这些所谓的“军户”被严格管理,担负着沉重的兵役。到了天监十八年(公元519年),梁武帝颁布诏书将士兵与奴婢并列,军户的地位低到了极点,逃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,士兵们不是剃度为僧,就是投入豪强门下做荫户。
为了制止士兵逃亡,朝廷又规定,一人逃亡,全家以身抵押服役。走投无路之下,各类作奸犯科乃至官逼民反的事件就多起来了。大同年间,广晋(今江西景德镇西北)、安成(今江西安福)、交趾(今越南河内)先后发生了聚众叛乱,其中以交趾豪强李贲的反叛规模最大,他于大同七年(公元541年)自称越帝,与朝廷对抗,极盛时几乎攻下广州。叛乱持续了七年,直至中大同元年(公元546年)才被平息,陈国开国皇帝陈霸先,就是通过镇压这场叛乱崭露头角的。
梁武帝并非没有意识到种种社会问题,他曾几次下诏,要求官员上疏举奏提出批评意见。散骑常侍贺琛就上疏,具体列举了时政的四大弊端:一、地方官员横征暴敛,导致百姓流移,户口锐减,妨害民生大计;二、贵族奢靡无度,风气败坏;三、朝廷官吏专为利己,无心奉公;四、政府兴造过多,劳民伤财,动摇国本。
这四条,分析得都是很在理的,可梁武帝看了以后大发雷霆,立即给贺琛回复敕文:“你说有人贪残,有人奸猾,是什么人,是什么事?具体指出来,如若不然,就是欺君枉上!朕三十年如一日,崇尚节俭,百官怎会不效仿?你得好好认识错误,严肃检讨!”贺琛见状,只得乖乖承认错误,不再说话。
梁国朝臣里,像贺琛这样偶尔还敢直言上疏的,已经是凤毛麟角。梁武帝老了,只爱听奉承话,中期的能臣周舍、徐勉死后,他最宠幸的就数中领军朱异了。朱异学问高,本事也有,但是人品很差。他明白如何揣摩上意,一味阿谀谄媚,同时又结纳私党,收受财赂。在他的手里,梁国朝纲每况日下,愈加黑暗。
佛教是讲究普度众生、慈悲为怀的,梁武帝却只对皇亲官吏慈悲为怀。有一次,梁武帝去郊祀,半路上有个老头拦住御驾劝谏:“陛下执法,对庶民太严苛,对权贵太宽松,这不是长久之道,假如能有所改变,则天下大幸。”梁武帝听后并没有检讨和改正,依旧如故。(梁武帝的统治方略,类似元朝,明太祖朱元璋一针见血地说:“元以宽亡国。”这个“宽”不是指对百姓宽,而是指对权贵宽。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的强悍,尚且不足百年而亡,梁武帝的潜在危险,也可想而知了。)
在梁武帝手下做官员,是非常“幸福”的,犯了罪往往能法外开恩。作为梁武帝的亲戚,更是如此。梁武帝的六弟、临川王萧宏打仗无能(参见《绝代双骄》),搜刮百姓却很有一套。六王爷给自己谋了个职业——放债,他以借债人的田地、房产、商号、店铺作抵押,还债期限一过,马上派人夺取抵押的宅店田产,然后再利用这些宅店田产牟取新的暴利。建康周围江东一带,失业破产的百姓无以计数,多半有他的“功劳”。
“精明”的六王爷获利可观,仅仅用来收藏财富的仓库就有将近一百间!萧宏一生最看重钱财,防备极其严密,仓库设在内堂后面,好方便他近距离保护。不过防备得太严密了,反而引起了注意,有人怀疑里头藏有武器,秘密通报梁武帝。
梁武帝听闻临川王私藏兵器,涉嫌谋反,也不得不重视起来,派人调查怕冤枉了弟弟,就亲自出马。他以找萧宏夫妇喝酒,共叙手足之情为名,来到萧宏家里。萧宏热情接待,酒至半醉,梁武帝说:“我想到你的后堂走走。”萧宏脸色吓得刷白,以为要查办贪腐呢,硬着头皮领梁武帝到后堂。一圈走下来,梁武帝乐了,原来萧宏的仓库不是什么武器库,而是个大宝库。其中钱库三十多间,其余各库贮藏布绢丝绵、漆蜜纻蜡等值钱的物品。
梁武帝看着一身冷汗的萧宏,笑道:“老六,你小日子过得很不错啊。”当即放下心,回到前堂继续痛饮,直到深夜才尽兴作罢。
梁武帝对萧宏的宽容,还有多次表现。萧宏跟亲侄女、梁武帝的女儿永兴公主玩乱伦,竟打算弑梁武帝自立。事情败露,公主羞愧自杀,梁武帝却没再追究萧宏的罪责,任他安度余生。萧宏死于普通七年(公元526年),梁武帝追赠他侍中、大将军,谥为靖惠王,厚礼而葬。
萧宏放债敛财,多少算个正经生意;他的三子临贺王萧正德专干拦路抢劫、杀人越货的勾当,就属于江洋大盗的级别了。
梁武帝早年连生了三个女儿,担心后继无人,曾过继萧正德为嗣子,后来太子萧统出生,就把萧正德还给了萧宏。萧正德本以为将来能当上皇帝,没想到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,心理不平衡,一气之下居然投了北魏,声称是梁国被废的太子,外逃避祸。结果转过年来,萧正德觉得北魏对他不友好,仇人萧宝夤还起了杀心,便又无聊地逃回梁国(本来嘛,你在梁国是皇族,到北魏算什么?要不是给你面子,谁理你这根葱?)。梁武帝没有惩罚他的叛国罪,反而流着泪教导他,恢复了他的爵位。
萧正德大有龙归大海、虎入山林之势。他招聘了一批亡命之徒,和弟弟萧正则一起搞了支纠察队,黄昏时分埋伏在路上做打劫杀人的买卖。有梁武帝做保护伞,官府也不敢过问。普通六年梁武帝北伐,任命萧正德为轻车将军。萧正德在前线惦念自己的纠察队,干脆抛弃部队独自一人跑回建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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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我们回到一个老问题上,梁武帝究竟为什么会“佞佛”?
梁武帝当然有一万条理由去选择自己的信仰,但是以皇帝之尊要将梁国变成“佛的世界”,他必然是从选择国家命运的角度来思考的。
梁国立国于乱世之间,南齐的经济算不上很发达,刘宋的力量也远不及北魏,南朝内部又经常出乱子,皇帝走马灯似的更换,民风相对北朝也显得奸滑险恶。梁武帝取了天下之后,很下了一番功夫总结刘宋与南齐不安定的教训,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:“建国君民,立教为首。”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来,并且做到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,社会安定团结,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“和谐社会”,那么得先“立教”,在民众中建立信仰基础。
在梁武帝看来,刘宋和南齐,都是没有注重到国人的信仰。国人没有了信仰,就失去了凝聚力,其君昏庸,其民奸佞,政权也不会长久。所以,要建立一个不再混乱、秩序井然的国家,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信仰上做文章,这是一切的纲,其他的都是目,纲举目张。
下一个问题是,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?梁武帝选择了佛教。佛教劝人向善,吃斋拜佛一类的修炼方式也容易被接受,并且在当时比较深入民间,推行起来不会有太大的抵触。佛教宣扬因果报应,你今世受的苦,是前世造的孽。相信了这一点,人们就不会起来反抗统治。
在“立教”思想的指导下,梁国的政局比动荡的北方稳定许多,南朝一代文豪庾信在他著名的《哀江南赋》里,感叹说,“五十年中,江表无事”,大抵是事实。这说明弘扬佛法的政策并不能说完全错误,至少是有一定成效的。问题在于,凡事不能走极端,既是在程度上,也是在时间上。
梁武帝统治的后期,社会实际情况较之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(从侯景之乱时梁国统治阶级的行为可以看出,梁人此时并不是太“奸滑”而是变得有些不通机变,甚至有些逆来顺受和麻木不仁了)梁武帝过度致力于佛教事务,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社会了,时间越长,脱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,偏偏梁武帝又高寿,觉得自己是英明神武有佛祖保佑,在治国上的失误就不足为奇了。
尽管梁武帝一心“立教为首”,梁国却并未摆脱南朝其他几代王朝衰弱的规律。信仰虽然重要,但不可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。民以食为天,没有经济的发展,空有信仰,也无益于国家。
普通年间,梁国的经济危机逐渐显现,战事频繁,大兴佛事,使得国库日益空虚。普通四年(公元523年),政府下令罢铜钱而铸造铁钱,这种铁钱又称“铁五铢”,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批量铸造的铁钱。铁钱价值不及铜钱的十分之一,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,物价飞涨。官吏大肆贪污,商人从中渔利,民众苦不堪言。
比普通百姓更糟的,是军人的经济状况。南朝的兵制承自三国两晋,其原则为一旦为兵,世代为兵,父死子代,兄终弟及,也称“世兵制”。这些所谓的“军户”被严格管理,担负着沉重的兵役。到了天监十八年(公元519年),梁武帝颁布诏书将士兵与奴婢并列,军户的地位低到了极点,逃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,士兵们不是剃度为僧,就是投入豪强门下做荫户。
为了制止士兵逃亡,朝廷又规定,一人逃亡,全家以身抵押服役。走投无路之下,各类作奸犯科乃至官逼民反的事件就多起来了。大同年间,广晋(今江西景德镇西北)、安成(今江西安福)、交趾(今越南河内)先后发生了聚众叛乱,其中以交趾豪强李贲的反叛规模最大,他于大同七年(公元541年)自称越帝,与朝廷对抗,极盛时几乎攻下广州。叛乱持续了七年,直至中大同元年(公元546年)才被平息,陈国开国皇帝陈霸先,就是通过镇压这场叛乱崭露头角的。
梁武帝并非没有意识到种种社会问题,他曾几次下诏,要求官员上疏举奏提出批评意见。散骑常侍贺琛就上疏,具体列举了时政的四大弊端:一、地方官员横征暴敛,导致百姓流移,户口锐减,妨害民生大计;二、贵族奢靡无度,风气败坏;三、朝廷官吏专为利己,无心奉公;四、政府兴造过多,劳民伤财,动摇国本。
这四条,分析得都是很在理的,可梁武帝看了以后大发雷霆,立即给贺琛回复敕文:“你说有人贪残,有人奸猾,是什么人,是什么事?具体指出来,如若不然,就是欺君枉上!朕三十年如一日,崇尚节俭,百官怎会不效仿?你得好好认识错误,严肃检讨!”贺琛见状,只得乖乖承认错误,不再说话。
梁国朝臣里,像贺琛这样偶尔还敢直言上疏的,已经是凤毛麟角。梁武帝老了,只爱听奉承话,中期的能臣周舍、徐勉死后,他最宠幸的就数中领军朱异了。朱异学问高,本事也有,但是人品很差。他明白如何揣摩上意,一味阿谀谄媚,同时又结纳私党,收受财赂。在他的手里,梁国朝纲每况日下,愈加黑暗。
佛教是讲究普度众生、慈悲为怀的,梁武帝却只对皇亲官吏慈悲为怀。有一次,梁武帝去郊祀,半路上有个老头拦住御驾劝谏:“陛下执法,对庶民太严苛,对权贵太宽松,这不是长久之道,假如能有所改变,则天下大幸。”梁武帝听后并没有检讨和改正,依旧如故。(梁武帝的统治方略,类似元朝,明太祖朱元璋一针见血地说:“元以宽亡国。”这个“宽”不是指对百姓宽,而是指对权贵宽。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的强悍,尚且不足百年而亡,梁武帝的潜在危险,也可想而知了。)
在梁武帝手下做官员,是非常“幸福”的,犯了罪往往能法外开恩。作为梁武帝的亲戚,更是如此。梁武帝的六弟、临川王萧宏打仗无能(参见《绝代双骄》),搜刮百姓却很有一套。六王爷给自己谋了个职业——放债,他以借债人的田地、房产、商号、店铺作抵押,还债期限一过,马上派人夺取抵押的宅店田产,然后再利用这些宅店田产牟取新的暴利。建康周围江东一带,失业破产的百姓无以计数,多半有他的“功劳”。
“精明”的六王爷获利可观,仅仅用来收藏财富的仓库就有将近一百间!萧宏一生最看重钱财,防备极其严密,仓库设在内堂后面,好方便他近距离保护。不过防备得太严密了,反而引起了注意,有人怀疑里头藏有武器,秘密通报梁武帝。
梁武帝听闻临川王私藏兵器,涉嫌谋反,也不得不重视起来,派人调查怕冤枉了弟弟,就亲自出马。他以找萧宏夫妇喝酒,共叙手足之情为名,来到萧宏家里。萧宏热情接待,酒至半醉,梁武帝说:“我想到你的后堂走走。”萧宏脸色吓得刷白,以为要查办贪腐呢,硬着头皮领梁武帝到后堂。一圈走下来,梁武帝乐了,原来萧宏的仓库不是什么武器库,而是个大宝库。其中钱库三十多间,其余各库贮藏布绢丝绵、漆蜜纻蜡等值钱的物品。
梁武帝看着一身冷汗的萧宏,笑道:“老六,你小日子过得很不错啊。”当即放下心,回到前堂继续痛饮,直到深夜才尽兴作罢。
梁武帝对萧宏的宽容,还有多次表现。萧宏跟亲侄女、梁武帝的女儿永兴公主玩乱伦,竟打算弑梁武帝自立。事情败露,公主羞愧自杀,梁武帝却没再追究萧宏的罪责,任他安度余生。萧宏死于普通七年(公元526年),梁武帝追赠他侍中、大将军,谥为靖惠王,厚礼而葬。
萧宏放债敛财,多少算个正经生意;他的三子临贺王萧正德专干拦路抢劫、杀人越货的勾当,就属于江洋大盗的级别了。
梁武帝早年连生了三个女儿,担心后继无人,曾过继萧正德为嗣子,后来太子萧统出生,就把萧正德还给了萧宏。萧正德本以为将来能当上皇帝,没想到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,心理不平衡,一气之下居然投了北魏,声称是梁国被废的太子,外逃避祸。结果转过年来,萧正德觉得北魏对他不友好,仇人萧宝夤还起了杀心,便又无聊地逃回梁国(本来嘛,你在梁国是皇族,到北魏算什么?要不是给你面子,谁理你这根葱?)。梁武帝没有惩罚他的叛国罪,反而流着泪教导他,恢复了他的爵位。
萧正德大有龙归大海、虎入山林之势。他招聘了一批亡命之徒,和弟弟萧正则一起搞了支纠察队,黄昏时分埋伏在路上做打劫杀人的买卖。有梁武帝做保护伞,官府也不敢过问。普通六年梁武帝北伐,任命萧正德为轻车将军。萧正德在前线惦念自己的纠察队,干脆抛弃部队独自一人跑回建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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